理性和非理性的概念来自西方，西方先有理性主义的哲学、美学和文艺学，后有非理性主义的哲学、美学和文艺学，大体上以19世纪中叶为分界线，但两者均属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理论和思潮，即把人作为研究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索世界的本质和哲学、美学以及文艺学等问题。人本主义在中国和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但在西方更具完备的理论形态。西方的古典人本主义始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反神学，经历了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和19世纪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其特点都是竭力提倡理性，张扬个性，提高人的地位和价值。在自然观上倾向于唯物主义，而在社会历史观上却倾向于唯心主义。从19世纪中叶起，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西方的人本主义起了重要的变化，不仅在社会历史观上，而且在自然观和本体论上也转向唯心主义。如把人还原为生物学上的自然人，进而把人的本质等同于“自我”的生命、心灵或其它非理性的生理心理功能——意志、欲望、直觉、感情、人格等等。非理性的因素被提升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如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美学、尼采的强力意志美学、克罗齐的直觉论和表现主义美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美学、弗洛伊德的泛性欲论和精神分析美学等等。 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都对20世纪的中国文论产生过程度不等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驳杂的，不是纯学术的，而是带有实用意义的。其佼佼者，则能熔中西和古今于一炉。如中国现代美学第一人王国维曾深受康德和叔本华的影响，他于1905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批判了旧红学，从美学、伦理学的角度论述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并且提出美和艺术可以使人超脱生活之欲带来的痛苦等带有系统性的美学观和艺术观。发表了1908—1909年的《人间词话》，借鉴西方美学，运用传统的词话形式，表达了新的境界说，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和新美学的开端。鲁迅早期的文艺思想曾受康德的审美的超功利性、达尔文的进化论、 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影响， 这在他于1907年所撰写的几篇早期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有明显的表现。理性和非理性的观念从一开始就杂揉在一起，影响了初始阶段的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学。在“五四”前后几年中，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企图从西方寻找真理，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潮、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都曾被介绍、宣传、试验和信仰。如人道主义、进化论、实证主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等等。但究竟何种思潮能在整个中国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还得由历史来选择，并且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在“五四”期间，中国正面临着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新文化的先驱者们相信启蒙的理性可以导致重大的社会变革。所以在当时，历史进化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曾经成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武器。胡适和陈独秀等人最初提倡文学革命的一个基本理论即文学历史进化论，就是从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理论之一的达尔文进化论脱胎而来的，如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以此为武器向旧文学发起进攻。而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更是成为建设新文学的精神支柱。周作人1918年底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堪称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纲领。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他对人性的理解摈弃了传统的性本善、性本恶和白板说，认为灵与肉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人类正当的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所以他将“人的文学”定义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研究记录的文字”。《人的文学》一文在当时曾发生较大的影响。从“五四”到1927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活跃期，产生了许多文学社团的文学流派，他们所信奉的主义和所坚持的文学主张各各不同，有的偏向于理性，有的偏向于非理性，有的则兼而有之。如文学研究会较多地受丹纳的实证主义和欧洲及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创造社主要倾向于欧洲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同时也受到非理性的新浪漫主义（包括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文学思潮的影响；新月派提出“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主张等。随着1928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崛起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逐步占据统治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但在左翼的文艺思想中，也产生过庸俗社会学的错误，表现为经济决定论、政治唯一论和阶级标签主义等，由于它不能提供正确的知识，所以并无理性可言。在30年代，非理性的文学观念主要表现在海派小说的创作中，如“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就大量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并相应地采取了意识流的手法。自80年代始，中国又一次经历了人道主义的启蒙，人的文学再一次被大力提倡，文学的主体性得到强调，以肃清长期以来机械决定论和庸俗社会学的恶劣影响。与此同时，西方20世纪以来带有非理性倾向的哲学、美学和文艺学以及现代主义作品也被大量地译介过来。这与“五四”时代的情况十分相似。文学艺术不同于科学认识，其表现对象和表现方法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然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当然各种流派又可以各有侧重，以形成多样统一、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纯粹的理性很可能导致公式化和概念化，这已有大量的例子为证，而纯粹的非理性也可能造成太多的梦呓，类似于痴人说梦，这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也不乏其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