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文化批评必须具备一种理论视野，也即应当重在对一些文学和文化现象进行理论阐释。这种以理论阐释为特色的批评实际上近似一种学术批评，它并不回避对文学现象的价值判断，因为被批评家选定为批评阐释对象的作品（文本）及其生产者本身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批评价值和研究价值，这种价值并非体现在批评家的褒贬之词中，而更体现在这些文本内在的阐释深度和广度。我始终认为，伟大的作品或重要的文化现象必定蕴含着多重阐释代码，因而永远不会失去其批评的价值，而平庸的作品或微不足道的文化现象则根本不值得批评家花费时间和篇幅去评论和阐释。 目前，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就是中国文化已开始日益受到国际文化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和作家艺术家却又领略到了全球化时代的严酷的市场经济法则的“威慑”。面对跨国资本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似乎无法正视这样一种两难：既然一切批评的理论话语都来自西方，我们在这一“被殖民的”的文学理论批评领域里还能有何建树？我们如何才能克服中国文学批评的“失语症”并建立自己的批评话语？我认为，在使中国文学批评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与之对话，并不时地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使之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这样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 在当今的中国文学批评界，传统的批评正在不断地注入一些新的东西，从而使之仍有一定的生命力；新潮批评经过自身的反思和调整之后已分为以坚持人文精神的现当代文学批评和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国学研究两支；第三种批评也即“学院派”批评或称“新学院式”批评或文化学术批评，它以追求严谨的学风和创新的精神为己任，主张文学批评学术化，文学理论科学化和文学研究理论化。现在，这第三种批评经过借鉴国际同行和更新自身已逐步发展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学术理论批评，它决不是照搬西方话语的产物，而是确确实实产生于我们民族的土壤并能与国际性的文化批评进行平等对话的一支力量。可以预见，它将在未来的国际性文化批评论争中有所作为。这就是我本人所一贯提倡并致力于将其付诸实践的一种文化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