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思想不是他个人的思想,而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集中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的思想曾受到冷遇或批判,随着时代的前进或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出他思想的重要性,成为全民族思想文化的凝聚力量,从而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纷争,群雄割据,强凌弱,众暴寡,而在学术思想方面,逐步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诸子百家中,对如何治理国家,都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意见。儒家主张敦伦理,重道德,法家主张法治,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孔子针对“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刑法思想,提出“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想,把教育放到治国安邦的首要地位。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讲到中国哲学时,他说:“在我们看来,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法律的体系包括有道德的本质的规定,所以道德即表现并发挥在法律的领域里,道德并不是单纯地独立自存的东西,但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道德。”当然,这两者不是绝对对立的,但侧重点是有区别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的敦伦理、重道德的教育思想,一直占着统治的地位。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孔子学说论述公私生活,井然有序,是一种伟大完美的政治哲学体系。这并不完全是赞美夸张之词。 一、重新认识孔子的中庸之道 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都是遵循辩证规律发展前进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在社会生活中,事物有量变的过程,也有质变的过程,量变为质变作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完成。这种情况,在社会生活中,常常表现为安定与动乱,中国封建社会就是按其内在的规律缓慢地向前发展的。一个哲学家或一个社会改革家,正确认识与把握这种过程是很不容易的,是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 孔子处在春秋时期,当时社会大动乱。孔子毕生从事教育活动,目的是想“治国安邦”。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孔子提倡私人办学,这是教育上很大的变革,许多民间子弟有了入学的机会。孔子中年曾在鲁国担任过一些官职,一生主要是从事私人讲学活动,周游列国,也是推行他的治国安邦的主张。孔子编纂了《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他讲学的教材。在讲学中,他提出“中庸之道”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 黑格尔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黑格尔的抽象概念不是从具体事物概括出来的,而是从他的绝对观念出发,然后回到具体事物中去。正因为如此,他把孔子的哲学贬为道德的哲学。实际上不同的哲学家,对于客观世界的研究,是有不同的侧重面的,而孔子是侧重社会政治生活。在社会生活方面,孔子是提出了许多光辉的辩证的思想,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展。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中,中庸思想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是他为人处世和行为的重要准则。在中华文化传统中,一种主张以刚克柔,一种主张以柔胜刚。孔子认为刚太过,柔不足,都是不可取的。孔子提出了“过犹不及”的思想,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要正确解决问题,就要善于掌握事物的“度”。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贡,议论子张与子夏孰贤时,孔子认为“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进而问他“过”与“不及”何者为好时,孔子认为“过犹不及”。两者都不是正确的认识方法与思想方法。孔子认为“中庸之道”才是正确的认识方法与思想方法。这种认识方法与思想方法,在一定的情况或事物发展的一定阶段,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协调了社会的矛盾或人际的关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行为和做事方面,孔子提出“中行”,在《论语》中有“允执其中”,是合理至当的意思。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在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孔子既反对急躁、冒进,又反对畏缩不前,条件不具备,冒然行事,必然发生错误,条件已经成熟,不去奋斗,就要失掉机会。在行的过程中,要“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意思是说,礼的作用,要注意行中的人际关系,并旦要做到和谐、恰当和恰到好处。同时,《论语》中还进一步提出了“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的思想,就是说,要反对认识与解决问题绝对化,这是与中庸之道相违背的。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是不可能做到尊重客观,不犯主观性或片面性的错误的。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事物的同一与矛盾。遵循这样的认识规律,人们在认识与解决问题时,既不能盲目附和或折衷调和,又不能固执己见,否则,便不可能正确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 孔子的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或思想方法,在他的伦理道德中、政治经济思想中以及教育思想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在孔子的时代,一般的说,是处于奴隶制逐步解体,封建制逐步确定的时代。奴隶制是不尊重人的个性的,奴隶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在当时的条件下,孔子首先提出要尊重个人的人格或个性。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尊重别人的独立人格与尊重自己的独立人格是相联系的。在这个基础上,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如果人人都能恪守这一原则,天下才有可能为“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