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理论(paradigm)最初是由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1]，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2]。 不同的研究者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存在着分歧，因而在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方法论)上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学者认为，研究范式的论争主要集中在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建构、解释主义方法论这两种极端的范式之间，实证主义范式侧重于量化方法，建构、解释主义范式强调质化方法[3]，这也是目前教育研究的两种主要的方法论范式。 一、两种主要的教育研究方法论范式 Johnson B.& Christensen L.(2000)在《教育研究：量化与质化方法》中，通过列表的形式，对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在认识论、本体论、研究方法、特性描述、研究过程强调者、对彼此的批判等方面进行了区分(见表1)[4]。 表1 两种主要教育研究方法论范式之区分 量化研究 质化研究 实证主义、逻辑实证解释学、建构主义、象 认识论主义、自然主义征互动论、民俗方法 论、现象学、批判理论 有一不变的世界存 社会世界是人为建构 在、社会世界是规律的，且持续经由社会 本体论的。当所有的主观性互动而为新的一代所 从世界抽离后，真实重新建构。所有的社 世界方存在会行动均是意图的。 人文与诠释取向：田 自然科学的研究模 野工作、参与及观察、 研究方法 式：如实验法、问卷调 访谈、文本分析、历史 查法等。 分析、个案研究与叙 事法等 价值中立、客观性、研 主观性、互为主体性、 特性描述 究信度、效度、归纳、 诠释、象征、意义 可复制 研究过程 取样、计算、度量及抽 神入、诠释、叙事、情 强调者象化 境化、例证/具体/本 质 (质—量)对人类思想(量—质)将学科变成 对彼此的 与语言的变异性与适旅行者故事、缺乏客 批判 应性不具敏锐度、干观性、严谨与科学的 扰的、外来的、反人性 控制研究结果无法归 的类以建立人类行为的 规则 从这个列表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这两种研究取向各有长处，也各自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量化研究因为遵循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研究过程可控制、研究结果可复制和验证，具体方法比较完善，用数据说话，一目了然，所以较令人信服。但是，正因为这种严密的研究设计和计划，量化研究显得并不灵活、只是完成预定的研究内容，验证已有的理论，从而容易忽略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变量和发现，尤其是不利于与被研究者进行交流和互动。质化研究强调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问题、建构理论，因此更为重视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研究、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从而能够抽丝剥茧，一步步发现真相。质化研究并非鲁莽地到田野中进行观察等一系列活动，相反，在作田野调查(field work)之前，研究者头脑中必有一个理论背景，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可以根据这些理论背景解释发现的现象，也可以就发现的现象逐步修正已有的理论，建构新的理论，这是一个不断印证和发现的过程，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质化研究最为遭到质疑的地方在于，由于研究者深入研究情境，必然会对研究对象发生影响，而不像量化研究对研究变量进行严格的控制。在对研究对象发生影响的同时，研究者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当地人的影响，不能完全充当“局外人”，有时甚至成为“局内人”，对研究对象的性质产生影响，这不免让人怀疑研究的客观性。因此，质化研究自引进教育研究，研究者对它就有矛盾的感情，一方面它拓宽了研究者的方法视野，给教育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另一方面，由于对它客观性的怀疑，研究者对质化研究的应用比较谨慎。 但是，从现在的趋势来看，教育研究中应用质化研究方法的研究者正在逐渐增加，在近几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中，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了质化研究的一些方法，比如田野工作、访谈、叙事研究、行动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方法与传统的量化研究相结合，正在使教育研究的形式、关注对象和问题解决的策略发生重要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思考，怎样才能应用两种范式的优点，同时又避免各自的不足。在这种背景下，解释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并且希望通过对它的梳理和分析，给广大教育研究者提供另一个视角。 二、解释人类学的研究范式 (一)解释人类学理论概述 “解释人类学”是各种民族志实践和文化概念反思的总称。它是在六七十年代受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帕森斯学派、经典的韦伯社会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结构和转换语言学、符号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及阐释学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这些理论为那种关注民族志基本抱负而进行的前所未有的探索提供了思想源泉，使民族志作者都有可能引出“本土人的思想观点”，有可能阐明社会现实的文化建构如何影响社会行动。同时，这些理论的影响也被应用于探讨人类学者如何通过田野工作获得对研究者的文化意义系统的认识，如何运用民族志文本表述它们的观察，如何通过田野工作和民族志获得一种独特的交流[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