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教育中，音乐教育是最为动人、最令人感兴趣的学科教育。这一学科正引起音乐界和教育界人士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人们深刻认识到“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这一命题的正确性时，这种关注愈加广泛和深切，面对当前音乐教育改革的大好形势，充分认识音乐教育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该说是十分必要和富有意义的。这有利于我们对音乐教育进行全方位的审视，更好地确定教学目标，以便取得新的成就。 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是青少年接受审美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之一。1989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全日制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初审稿）中明确指出：“音乐教育是实施美育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美育是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造就一代新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的公民有着重要的作用”。可见，音乐教育的地位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我国音乐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极其丰富的遗产。早在三千年前的商朝，就设置了音乐教育机构。周朝的音乐机构尤为庞大，此机构包括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及音乐表现三大部分。据《周礼》记载，其成员包括乐师在内，除“族人”所属的表演民间歌舞的人数无定不能计量外，均有明确定额，大约共有一千五百人从事这项事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学校。古代教育，是“礼乐”并称。“礼教”相当于现代的“德育”，“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看来，我国古代“美育”最初是以音乐教育为主体的。根据甲骨文的考据，乐比礼出现更早。《周礼·春宫宗伯》中记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风谕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由此可见，我国周代，对音乐是十分重视的。日本人江文在其《上代支那正乐考》中称“中国古代以音乐代表国家；音乐的发达远较西洋为早”。据西周有关文献中阐述，即使在礼的观念正式形成以后，而礼在人生教育中所占的份量，远不能与乐所占的份量相比。由于古代教育中音乐教育所占的重要地位，同时音乐本身又有无比感人之力量，在古时，还流传着许多带有夸张性而又有神话色彩的音乐感动人、神及动物的美妙故事。 据《史记》记载，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强调继承古代乐教思想，提倡礼乐并重，以“诗、书、礼、乐教育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其音乐是“六艺”中一项重要内容。孔子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他认为，最终只有经过“乐”才能达到人格完成的境界。因为孔子充分认识到音乐的教育价值和艺术的价值，所以鲜明的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伟大的教育思想。我们说孔子是古代伟大的音乐教育家。 唐代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最昌盛的时期，音乐教育更有长足的发展。此时期的音乐教育重点在宫廷，设立坐部和立部，创作和排练了不同民族特点和形式的大型歌舞“九部乐”。由于宫廷音乐活动之多，对音乐创作和演技要求极为高超。因此，在唐高祖武德初年设立了专门音乐教育机构一一内教坊。有太常寺领导并教习音乐。据《教坊记》记载，不但有成年男女，而且有儿童。坊内右多善歌，左多善舞，技艺高者选入“宜春院”教坊总数达万人以上。教坊的教育要求十分严格，“凡习乐，立师以教，而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三等，以上礼部”学成以后要有考绩。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对音乐教育是何等重视。 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中，康有为、梁启超等倡导变法维新，上书光绪，力谏效法德日教育体制，在中国兴建学堂，在所有课堂设置中强调音乐教学之重要性。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人极力宣传音乐的重大社会功能。明确指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又云：“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学校中万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社会之羞也”（《饮冰诗话》）。与此同时，不少爱国知识分子如沈心工、李叔同、曾志斋等，为寻求救国之路，东渡日本，研习音乐，并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校音乐教育的经验带回来，在当时掀起了“富国强民”的学堂乐歌运动。从此，在“小学堂章程中”正式把音乐列为“随意科”，在“中学校令施行细则”中设“乐歌”一课每周一学时。在教材上沈心工为小学编写了《重编学校唱歌集》（六册）高寿田为中师中学校编译了《和声学》等等，都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教科书。通过音乐课教学，不仅向学生较系统地传授了西欧音乐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进行了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乐歌的演唱蔚然成风，揭开了中国国民音乐教育史上的光辉一页。 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想崛起，在当时的教育家蔡元培、王国维等积极创导下，美育在学校教育中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将美育与德、智、体并列为四育。并身体力行，组织成立了北大音乐研究会，蔡元培亲任会长。这个组织的宗旨是“研究音乐、陶养性情”，在当时有力推动了全国各地文艺社团的纷纷兴起。这一时期创始的高等师范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如上海私立音乐专科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1920年）、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1930年）、私立京华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30年）、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32年）、私立广州音乐学院（1932年）以及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育才学校音乐组等为国民音乐教育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师资；当时音乐教育家如肖友梅、赵元任、陈啸空等编写了大量音乐教材和音乐作品，尤其是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和歌舞演出，不仅在中小学校盛行，而且在社会各阶层影响极大，真可谓风行一时。三十年代，将乐歌改为“唱歌课”或“音乐课”，在中学校普遍设立音乐教学这一科；当时政府组织编写了有权威的音乐教科书；地方政府还负责音乐教员之考试鉴定；推荐音乐教员，介绍音乐名家，组织各种音乐会等等。此时期在音乐教材的建设上也有突出的贡献，如音乐教育家黄自，应尚能等编著了《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六册），其他音乐教育工作者也审定编写出一批质量较高的中小学音乐教材，如《小学音乐教材初集》、《中学音乐教材初集》等。由于国民音乐教育体制的完善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中小学音乐教学一律使用五线谱和固定唱名法，并讲教授较深的音乐理论知识，要求学习初级和声学等等，这表明国民音乐教育的起点是比较高的。抗战时期，广大中小学教师，通过音乐教学向学生传授了大量优秀抗日救亡歌曲，使爱国主义的抗战歌声传遍城镇乡村，响彻大江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