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当前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由于社会各项体制空前未有的剧烈变革，教育赖以生存的原有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已经发生动摇，而新的基础又尚未建立，且一时难以完全建立，因而处于一种无所依托、游移不定的状况。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一系列潜在的问题、矛盾突然表面化，使得教育的形势日趋严峻。 要使中国教育从根本上摆脱目前所处的困境，一条基本的途径是，以新的认识，为教育重新定位，使教育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中居于与其原有职能、特性相适应的地位，并为此建立一套相应的规范、体制，从而使中国教育真正走向成熟、走向现代化。 一 近几十年来，一种源于中国文化教育的深厚传统，经过“五·四”时期的重大改革，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进一步成熟的教育价值观，一直支配着我们的教育认识和教育行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始终强调教育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强调教育适应社会需要，强调教育为社会、国家、政府的利益、目标和政策服务，并为此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制度。这些诚然都有其合理性。事实上，从建国四十五年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对教育社会功能的强调，在某些特定的阶段上，直接推动了教育自身的变化，具有非常显著的积极意义（如五十年代的扫盲运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支配下进行的实践，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当社会处于全面变革之际，这种影响的消极性就变得更加严重。 从认识上看，我们对教育的社会功能的理解和诠释主要集中在教育的“服务”功能，对教育为社会服务的理解又往往集中在为政治服务，集中在教育直接为特定时期的社会目标和政策服务（只是在不同时期，由于目标和政策的不同，教育为之服务的具体内容不同）。这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社会功能这一从普遍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规律，简单地还原到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把普遍性完全等同于特殊性，因而，把教育的社会功能简单化、教条化了。另一方面，虽然也常提及教育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但在本质上，由于把教育的社会功能理解成教育直接参与某项社会目标的完成，把教育所要达到的结果当作教育的直接、具体的行为，甚至用社会的具体目标完全取代教育自身的目标，因此，教育的社会功能最终就必然表现为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和任务的单纯的、被动的适应、顺应。这看似充分发挥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显示了教育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是以牺牲教育社会功能的本质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不仅毫无“相对独立性”可言，事实上成了某种手段或工具（“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非是这种认识的极端化的、然而也是必然的表述），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完全是以它作为工具的直接效用来衡量的。当人们回顾近几十年间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时，常会叹息教育受到太多的“冲击”，教育发展所必需的连续性、稳定性丧失殆尽，殊不知，造成这种冲击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正是教育社会功能的机械化、教条化的认识。 这种以注重工具理性为导向的“革命功利主义”，与建国后形成的一系列社会体制（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相互作用，逐步产生了一种特有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的基本特点是：第一，高度的集中与统一。各级各类学校机构的一切事务（从招生到毕业、从经费到人事、从课程到教材、从机构设置到培养目标），都依据严格的、统一的计划规章（而这些计划和规章主要是根据国家和政府的宏观社会、经济计划而定的），教育机构几乎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利和自主性。第二，行政化。教育管理体制、乃至全部教育制度的结构，基本上是参照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而设立的，并依据行政隶属关系加以确定，教育管理事实上成了行政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教育行政机构、甚至学校，都成了某一级政府部门的“派出”机构。第三，国家化。教育的价值取向、宗旨完全服从于国家、政府的具体社会目标和政策。所有这些，必然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国家、政府包揽了一切教育事务，成了唯一的学校开办者、教育管理者和监督者，这就迫使国家、政府承担起建立、管理和监督世界最大的教育制度的艰难使命，而事实上，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巨大的地区差异等种种原因，又缺乏真正完成这种使命所必需的各方面条件。另一方面，由于教育机构长期缺乏自主性，而完全依赖、甚至依附于国家、政府，并不具有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机制，因而，尽管几十年间一直在不断在强调教育要适应教育发展、教育为社会服务，但是，整个教育制度并未真正形成一种合理的、内在的、主动的、适合教育特征的社会适应机制，对社会形势变化的适应往往是外加的、因而是被动的。正因为教育制度的上述特点，正因为教育制度不具有主动、灵活地适应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因而，一旦社会发生重大的、根本性的变革，一旦教育所依存的社会基础出现结构性变化，教育就必然处于茫然不知所从的尴尬境地。 二 当商品经济大潮汹涌而来，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摆在人们面前时，对社会变化素来敏感的教育界很快便作出了反应，但却是以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作出这种反应的：一些教育机构破墙开店、大办产业，或是以各种名目收取费用，以为这便是适应市场经济；一些理论工作者则敏锐地意识到了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他们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真正理解市场经济的深刻含义，便大声呼吁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一时间，“教育商品化”、“教育市场化”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语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