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分析“与国际接轨”一词的广泛使用是观念更新和形势所然。非生搬硬套某一提法的结果。认为应进一步探讨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内涵和构成要素，不宜人为地缩小或扩大；认为教育能与国际接轨，但强调单方面适应，会忽视教育上的互补互接；进而提出采用“教育的国际性、民族性与地方性相结合”比“教育与国际接轨”更为可取。 “教育与国际接轨”，自1993年以来，在中国大陆尤其在上海、广州等大都市教育界呼声渐高，与此前提出的“教育适应市场经济”一起，颇有成为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两大命题之势。关于“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已有广泛的讨论，关于“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审视，相形之下则显得很不够，但在展望21世纪中国教育时，却同样是有必要予以厘清的。本文就此作一初步的尝试。 一、“教育与国际接轨”不是生搬硬套某一提法的结果 在审视“教育与国际接轨”这一命题时，先探讨它的背景可能会有助于整个分析。 我们并不忽略这一命题的产生有其广阔的背景：“教育面向世界”的观念毕竟已深入人心。但我们更愿意取“与国际接轨”一词作为分析单位，因为这一命题是在广泛使用该词中应运而生的。目前，人们对于该词的产生原由及起初所指谓的领域和内涵，似已达成共识：所谓“与国际接轨”，在本义上是就国际间商品及技术贸易这一特定领域而言的，其原由是中国实行自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对本国在国际贸易中许多与国际市场不相符合的体制、法规进行改革，其目标是使之与国际市场及国际贸易的准则和惯例相衔接，而以外汇汇率并轨（1994年1月1日起）为标志的外贸体制改革则是已采取的一大举措。 “与国际接轨”一词，确实像有人指出的，近来不仅使用频率甚高，而且使用范围逐步扩大，已远远超出国际贸易以及与之有关的经济领域。[1]我们曾以上海出版且发行量居全国晚报之首的《新民晚报》为对象作一粗疏的统计，结果发现在1994年5～6月，“与国际接轨”至少出现了七次，涉及残儿康复、文化艺术、家庭体制、劳动就业、经营思想和社会风气等领域。[2]在这一背景中出现“教育与国际接轨”命题，当然也就不足为怪。 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有人断言，“与国际接轨”不能超越它的特定范围，到处乱套乱用；在商品技术贸易以外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对外交流中，能不能够与国际接轨，如何接轨，是部分地接轨还是完全接轨，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 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决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更不可盲目地到处生搬硬套。[3] 在我们看来，“与国际接轨”一词犹如其它有些词语一样，其使用范围是可以有所扩大的。“效应”一词就是从它原先常用于物理、化学等领域进而使用到社会领域的，而且改革和教育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提法，正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事实上，“与国际接轨”一词的使用，即使在正式场合中也已经超越了它的特定范围。在这方面，典型的事例便是199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工农业“增加值”指标取代以往采用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为何作出这一变动？据权威经济部门称，摒弃计划经济下长期使用的“总产值”指标而采用与国际惯例相符的“增加值”指标，可以避免重复计算的因素，更准确、更真实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变化状况。[4] 也许会有这样的质疑：以“增加值”指标取代“总产值”指标所体现的“与国际接轨”，虽然已超越了国际贸易以及与之有关的经济领域，但严格地说，不仍然属于经济范畴吗？其实，即使此说得以成立，我们也不能够无视“与国际接轨”一词已多次正式地应用于其它领域。作为佐证，这里仅举两例。其一，在劳动就业方面，我们终于痛下决心，把富有中国特色的“待业”一词，实行与国际接轨，改为“失业”了。其二，在学术界，沿用几十年之久的“学部委员”之称最近已改为“院士”，此举同样是正式被称为“与国际接轨”，以有助于国际学术交流。试问在使用范围上出现这样的突破究竟有何不妥？为何不可以应用到教育领域，并进而提出“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命题呢？ 从纵断面看，“与国际接轨”一词的广泛使用，甚至在社会科学或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使用，就其总体而言，迄今也并没有出现到处乱套乱用的情况。据笔者观察，“与国际接轨”一词在这些就性质而论同商品或技术有显著差别的领域中的使用，其词义大致上有三种。第一种涵盖社会科学或文学艺术同国际完全接轨。具体地说，电影界有人主张中国电影市场要同世界电影市场完全接轨，学术界有人声称中国社会科学进入90年代已开始与国际主潮融合。第二种是在调侃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例如，关于上海美术馆藏品现状的思考中，有人直呼艺术品的价格在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中节节上升；又如，关于中国自1993年起成为高档白兰地洋酒头号市场的评论中，有人指出咱们不仅在与国际接轨，且已超过一些国家、地区的消费水平—一虽然只是在饮酒方面。第三种，则是严肃地本着改革开放的精神，坚持与必须接受的国际惯例相衔接所进行的探索。纵观这三种词义在社会科学或文化艺术界的使用后，不难发现，居主流地位的乃是其中的第三种词义，第二种实际上是它的衍生。至于第一种即“完全接轨”说，我们有三点疑问。它所提倡的究竟是我国的电影从内容、生产经营直至管理体制等各方面都可以从国际电影市场得到借鉴，还是都与国际电影市场完全接轨？它在电影界究竟有多少大的影响？更值得怀疑的是，将它同容许西方影片中宣扬色情、凶杀、恐怖、荒诞的东西任意进入我国市场扯在一起，岂不有风牛马不相及之嫌吗？对于学术界的“融合”说，这三点疑问也完全适用。至少可以认为，“完全接轨”说或“融合”说作为一股“支流”并不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属于生搬硬套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