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说的在教育研究中引入文化学的研究理路或“文化研究”的方法，不能直觉地理解为扩大教育研究的对象范围。这里的文化学路向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旨趣，它是在参照国外近几十年来的“文化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当代中国文化与教育研究的特殊关系，探讨如何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教育问题。 一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领域形成了两种风格各异的传统。一种是狄尔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一系的人文主义传统，另一种是由泰勒开出的实证主义传统。前者走的是近似形而上学的理路，旨在捍卫人类的普遍价值，因而很容易引起人们情感性的认同。后者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将地方性的文化“象征符号”视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其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当然两种倾向并不是绝对地分化，有一些学者如韦伯和贝尔则是二者兼顾。（注：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欧洲实证主义的文化研究在后期发展过程中已开始向社会学与政治学靠拢，（参见马林诺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译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 页）这似乎可以看成是西方五六十年代文化研究的先声。）文化研究崛起之后，迅速改变了欧洲文化研究领域的传统格局，清扫了其中不切实际的哲学气质以及缺乏现实社会关怀的价值中立之类的科学原则，将文化研究引向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目的和文化批判上。这些切中时弊的改造无疑可以引起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应。文化研究在西方世界迅速普及，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成绩斐然，但直到现在，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仍然没有确定下来。就近年来这一领域推出的经典著作而言，它的研究范围涉及对象之广，以至于有人认为，文化研究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其本身还有意打破学院式的固定学科分类。其实早在文化研究诞生之际就有学者强调：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正是如此，文化研究习惯于在各种学科之间游荡，而且似乎还故意拒绝学科化。（注：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版， 第328页。） 总之，和传统的学科相比，文化研究没有也不愿意成为一门学科。它习惯于在与不同的学科话语（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的持续碰撞过程中所争取到的边缘区域和交叉地带发表自己的声音。文化研究在总体形态上的复杂性，使人们仍旧很难在什么是文化研究上给出一个基本界定，因为它想要保持的正是“对于出乎意料与想象、不请自来的可能性的开放性”。（注：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28 ～329页。） 二 没有固定的、属于自己的方法，这恰好表明文化研究对于方法的选择是实践性、策略性的，建立在自我反思和现实“语境”要求之上的。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与方法选择所依靠的是它自己提出的问题，问题的来源也不是旧有理论的内在缺陷，而是蕴藏问题的现实背景。可以说，问题取向与背景意识就是文化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所表现出来的首要特征，由此才催生了它的实践性与开放性。 就注重问题而言，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研究在形成时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柯林武德的影响，后者正是以强调问题意识著称。但与柯氏具有浓重的形而上学气质不同，文化研究反对封闭地理解任何文本以及固执于某一特定的方法，它只能依据自己在特定社会的需要将某种方法引进自己的研究，而且这一实践也不能提前确定，因为它不能预先保证在一定的背景下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在它那里，不会拘泥于某一特定的方法，与此同时，它也不排除任何方法：文本分析、语言学、解构主义、实地调查、对话访谈、精神分析、历史研究、综合研究等，总之，只要合适都可能帮助它形成理论观点与知识发现。 由于文化研究总是在特定的现实社会中展开研究，所以它总是按自己的理解把“文化”看成是某一“群体（社会）所遵循的生活方式”，（注：R.E安德森等：《社会环境中的人类行为》，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0页。必须指出的是，安德森只是在理解文化上把握了当代欧洲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至于在理论的“后设层面”上，则没有坚持文化研究的风格，而更多具有人类学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以传统的视角把文化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结构。早在文化研究诞生之际，霍加特就曾以这样的思路完成了他的经典著作《识字能力的用途》，并指出：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无法摆脱由许多别的生活实践所建构的更大的社会网络系统。（注：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31页。）文化研究的这些理念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说， 西方现代理论界自胡塞尔起就一直在寻找认识“生活世界”的途径，却又因为受自身的形而上学的局限，而只能停留在空喊口号、无法着陆的尴尬处境，那么，“文化研究”路向的开出，则为西方理论界摆脱尴尬局面、走入现实的“生活世界”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如果说，胡塞尔等人似乎只是提醒人们“生活世界”出了问题，而文化研究则可以告诉人们：哪些人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以及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甚至该怎么办。也正是这样，西方理论界在文化研究的启示下，逐渐深化了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