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胜以来，“第三条道路”成了西方政坛非常时髦的口号。“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会所做的回应和努力，“是西方左派为了把自己与老左派和新右派区别开来，表明自己的理论实践创新而量身定做的标签。这个标签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西方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尝试努力，折射了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变迁”[1]。“第三条道路”所要做的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诸多领域入手，找到一个全面医治社会的方案。而这个方案的核心是对平等或社会公平(social justice)的关注。为达此目的，第三条道路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新举措，而把重点放在教育。并进一步提出：“如果有人和我们一样相信社会公正，那么给一个孩子提供不好的教育将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2] 基于对教育与社会公正关系的上述认识，以布莱尔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执政以后，在其“超越于左与右的”价值理念引导下，对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成为21世纪全球关注的热点之一。 一、第三条道路的社会公平观 对待平等的态度问题是历史上左和右区分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左翼倾向于更多的平等，而右翼则认为社会必然是阶层化的，对平等的追求已经成为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主要关注点，也是左派的国家基本目标之一—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机会。虽然左和右的区别是在具体背景下，尽管20世纪末期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诺伯托·鲍比威(Norberto Bobbio)认为左与右的区分不会消失，且标准也似乎没变，仍是对待平等的态度问题。在左和右的立场问题上，第三条道路把自己定性为“中左”，社会正义仍是它的核心。 （一）对社会公正凸显的归因分析 公平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的社会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撒切尔主义 在新工党执政前主宰英国政坛近20余年的是撤切尔主义。“所谓撤切尔主义是指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在保守党内出现的一股占统治地位的“新右派”势力的意识形态，是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混血儿”[3]。它反对建立在凯恩斯经济学和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之上的“共识政治”，是更为广泛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国际性的反对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的一部分。在对待平等问题上，撒切尔主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不平等现象的漠视，或者是对这种现象的积极支持。提出“社会不平等天然就是错误的或有害的”这一观点，是“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4]平等主义的政策（特别是苏共所遵循的）只能创造出一个单一的社会，而且这些政策只能借助专制力量来推行。在撒切尔主义的主宰下，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进而导致了在社会地位和其他领域方面的不平等。 2.消极福利政策 近几年来，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像“福利国家”那样使左翼和右翼表现出如此截然相反的态度立场，一方对它赞美有加，另一方对它无情批判。对福利国家的反对也是撒切尔主义者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他们把福利国家看作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5]。撒切尔主义者对福利的理解是，福利不应当是国家的救济，而应当是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总体财富，做到这一切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市场自己去创造奇迹。在撤切尔主义的“市场主义”影响下，社会的福利金额大幅度削减，使那些失业专门以“福利”为生的人步履维艰，而经济上的不平等更加剧了这种波及面很大的向下流动，出现了一个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阶层。 3.个人主义 撤切尔主义中的新自由主义取向强调的是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这是社会中不平等现象产生的部分原因之一。这一思潮不仅使社会下层在物质上处于劣势，而且将他们排挤出国家生活之外，使人们感觉到他们曾为之文明的公平游戏规则已成昨日黄花。 4.全球化 第三条道路理论是以全球化为视界和背景的，其对全球化的理解是，经济全球化是正在面临的现实，但全球化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也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人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由于信息技术的扩散导致了对不合格工人需求的下降，因此这些工人的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也下降了。与此同时，有技能和具备较高学历水平的人能够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这进一步加重了不平等。 5.精英教育 撒切尔主义通过提高国家教育标准来择优录取，将高贵文化传递给少数精英，并将市场机制引进学校教育，旨在通过竞争使学校产生两极分化，从而优胜劣汰。结果是，薄弱学校最终被关闭，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也被排斥在外。 可见，对社会公平的关注，既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中左”性质所决定的，更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强烈的不平等现实，体现了多数人的意愿，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回应了历史的强音。 （二）对社会公正的界定 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体系中，对平等、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inclusion)，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exclusion)。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在一个工作对于维护自尊和生活水准而言处于至关重要地位的社会中，获得工作的可能性是“机会”的一项重要意义，教育是另一种重要的“机会”——即使在教育对于获得工作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情况下，仍然是这样[6]。排斥性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7]。排斥不是与别人在程度上的差异，而是指不能分享大多数人拥有的机会。排斥的形式可以是指与社会其余部分的空间隔离，还可以是指缺少进入正常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被剥夺者是竞争的失败者，而被排斥者甚至没有参与竞争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