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一轮轰轰烈烈的澳大利亚课程改革是围绕着所谓“国家课程”展开的。“国家课程”的起源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当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些国家委员会，如社会科学委员会、全国英语教学委员会等，意在协调联邦、州和领地政府间的联合课程行动。尤其是1975年课程发展中心的成立，联邦政府在课程领域从事更多“更协调和更广泛”活动的意图已更明确。虽然如此，“国家课程”仍未名正言顺地提上议事日程。直至1986年第三届工党霍克政府上台后成立了一个新的就业、教育与培训部，且课程发展中心被兼并到该部之时，“国家课程”始进入计划操作阶段。是年，当时的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着手考虑联邦层面的课程协作工作，以充分利用稀缺的课程资源，减少各州间的课程差异，并决定编一套国家结果指标。随后，1988年开始了“国家课程”的规划工作。1991年着手起草课程设计纲要。1992年8月国家结果指标编写者的招标工作起步，中标者于1993年初完成编写工作。与国家结果指标编写几乎同步的是另一工作组编写的课程概况，于1993年6月完稿。至此，“国家课程”已基本成型，它主要包括国家结果指标和课程概况两大部分。但是，随着“国家课程”研发工作的起步和展开，围绕“国家课程”的论争也日趋激烈，并逐渐演变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即“国家课程”的拥护者和反对者。论战的参与面相当广泛，既有政府官员，也有专家学者；既有工商业巨头，亦有社会上关心教育的人士；既有学校管理者，亦有普通教师，乃至学生家长。鉴于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对澳大利亚课程改革的借鉴，笔者认为，深入剖析和反思澳大利亚“国家课程”的论战将无疑给予我们以宝贵的启示。总的来说，澳大利亚“国家课程”论战的焦点是要不要国家课程和要什么样的国家课程。但是，这一焦点又衍生出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或方面，本文试图择其要者分述之。 论战一：是降低课程研发成本还是削减教育投入？ 国家课程的动因和目的究竟是降低课程研发成本还是削减教育投入，这是正反双方争论最多、最广泛，亦是最为激烈的焦点问题之一。1989年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在塔斯马尼亚州召开年会，会后发表了《共同认可的国家目标》，史称《霍巴特宣言》。本次年会确定了课程政策的调整“应有利于充分利用稀缺的课程资源和确保尽可能地缩小各州间在课程方面所存在的不必要差异”的指导思想。循着这一思路，国家课程的拥护者所罗列的许多必要性和好处之一，就是可降低课程研发成本。道金斯以后的联邦就业、教育和培训部部长毕茨利认为，通过合作国家课程的方式和各州间的资源共享将使澳大利亚“既能以低成本向全国300万在校学生提供高质量课程，又不会削弱州和领地作为教育提供者的角色地位”。课程与评估委员会主席汉南及该委员会执行长官威尔森所列举的推行国家课程的两大实用主义原因之一便是“集中研发课程比各州各自为政更为经济”，或者如布鲁尔所推断的，能“避免各系统课程开发人员的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使课程成为“提供获取有关标准信息的高成本效益的手段”，或者如学生家长代表莫里斯直言不讳的“取得规模经济效益”。 对此，世界著名的课程大师艾珀尔严厉批评国家课程改革是“一项图便宜的改革”。马须评论说，“由于各州和领地正经历着巨大的财政困境，所以，合作建议只是种值得称道的行为。”言下之意是，国家课程的真实意图是削减教育投入。他进一步断定，国家课程的几个出自教育目的的考虑“也是受经济驱使的”。笔者一项研究的众多参与者都把国家课程看作是对削减教育经费的政治目的的掩饰，正如一位参与者所声称的，“它只是捏造理由使缩减经费不露痕迹”。 论战二：是强化职业技能还是培养人文素质？ 在国家课程变革的早期，时任联邦教育部长约翰·道金斯坚信，提升澳大利亚整体经济竞争能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实施国家课程并使课程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一部分。他强烈坚持澳大利亚的教育应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认为应有一套可作为提高澳大利亚国际经济竞争力工具的国家课程。他在其著作《澳大利亚应有的技能》一书中明确阐述了他的意图。1988年，为进一步推进国家协作课程，道金斯发表了另一篇题为《强化澳大利亚学校》的文章。在该文中，他提出了国家课程的框架、列出了主要学科领域及最适合各级学生的技能和经验。在他看来，国家课程框架应解决主要学科领域内容、确定评价课程目标实现状况的方法和标准，且这个框架应为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的最优化提供指导。在这一主张下，澳大利亚两位工商业巨头梅耶和菲因分别就澳大利亚教育应培养学生什么样的主要能力提出了工商界的主张。由此，国家课程为经济乃至工商业服务的功能定位已不言而喻。 但是，国家课程的这种服务于经济利益的定位遭到了以赖恩为代表的一大批有识之士的批判和反对。赖恩指出，赋予学校人力资本作用的意义为“当前向国家课程的迈进提供了原动力和聚焦”。在他看来，国家课程“无外乎经济政策的工具”，因为国家课程“虽然对人文教育仍然给予一些堂而皇之的重视，但这种重视通常是从迅速变迁的经济时代中一般认知技能不断增长的职业意义角度出发的。因此，在官方的声明中没有任何真实的企图去从人文教育有利于成就独立思考的公民或一个真正的社会多元主义角度去阐述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同样，郝登、休斯、巴特勒特和派佩等一些著名学者认为，集权性质的国家课程和全国性评价的趋向，用郝登的话说，“是西方民主政府使教育更能回应社会需求特别是经济需求或者换言之，去满足工业的需求的宏观议事日程的一部分”。希尔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国家课程意在“把全国的学校都招募来执行他（联邦部长）的经济调整计划”。斯基尔贝克也注意到：“能力和技能日益取代着一般的普通的素质：通过一系列多样化学习活动培养能力的更宽广的普通教育在国家课程表述中非常明显，这些能力的指向并非是狭隘的职业主义，而是为未来工作做准备。”这种课程的工作准备观直接影响到课程体系中学科地位的沉浮。诚如赖恩所观察到的，“在主导的思想意识中，因为国家利益本质上是从非社会的、狭隘经济视角来看待的，所以，在国家课程的旗号下得到提升的是对与经济相关学科的核心技能和知识的狭隘强调，如语言、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