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质君早就约请我以“教育：必要的乌托邦”为题谈些什么，后来又拟成一份访谈提纲寄给我。我觉得题目和提纲都非常有意思。便依次按文质君的五个问题展开了一些思考。 张文质（以下简称张）：你多年来一直关注教育，对教育经常觉得“有话要说”。从1949年算起，50年已过去了，你认为中国教育主要有哪些大的问题？ 肖雪慧（以下简称肖）：中国教育的问题很多，但我认为最严重的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提供受教育机会不公正。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义务教育名存实亡，一大批孩子被排斥在校门之外，不能享受受教育的权利。机会不公正的另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表现是，地区、城乡教学质量和办学条件的巨大差异，重点校与非重点校、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享受的不同待遇，使得事实上给在校就读的孩子中的少数提供的是优质条件，给大多数提供的是低劣的条件。二是中小学教育从教育思想、培养目标到教材内容、课程安排都贯穿了一种功利主义，孩子的个性和愿望得不到尊重，他们被当成可以任意揉捏的泥团，根据特定的需要去加以造就。于是，按这种需要安排教材内容就势所必然。强行灌输就成了最基本的教学方针。这个问题比社会各界正集中火力抨击的应试教育危害更大。应试教育与教学内容的优劣不一定有多大关系，功利主义却直接关涉教学内容这个要害问题。特殊的功利需要，哪怕不那么自私，也天然地具有排斥那些使人视界开阔、目光远大、灵魂丰满的东西的倾向，天然地排斥批判性、创造性思维，排斥与此密切相联的无私的好奇心、知识上的冒险意识和反独断的探索精神。如果这种需要本身就自私，那么，狭隘就会成为一种必要，灌输给孩子的“知识”常常会具有反知识的性质，使尚无辨别能力的孩子一开始就被错误的、扭曲的“知识”所包围。三是大学因缺乏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而丧失它作为学术和教学自治中心的地位。办学目的极端功利化、办学方向极端专业化使高等教育的功能萎缩和退化，大学保存和创造文化的功能降到最低点；大学作为智力权威机构的地位则因文科研究充任现行政策注释员、理工科重实用技术轻基础理论，再加上滥评职称导致的学术层次的混乱和颠倒而越来越具讽刺意味。这些情况表征了大学精神的沦落。 张：1978年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定变化，教育的情况也是这样。特别是近10年这种变化加快了，但是教育可能比原来处于封闭状态时有更多麻烦，对此你怎么看？ 肖：我认为，1978年以后，中国教育曾出现一段黄金时期。首先，高考制的恢复否定了“文革”后期那种弊病百生的推荐制。推荐上大学依据所谓政治标准，既使大学彻底丧失独立评判标准而彻头彻尾地成了政治工具，又反映出对知识的蔑视。而且，推荐大权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使这本来就极其荒唐的制度又因干部滥用权力而使“推荐”背后有一个遮掩着无数丑恶事件的黑幕。推荐制从理念到实践都使那段历史构成教育史上最荒诞最黑暗的一页。高考制恢复了学校以知识掌握程度为独立判断标准的传统。尽管考试不一定就能反映一个人掌握知识的情况，但却对于当时在全社会重树知识的权威起了重大作用，也对调动中、小学生的求知欲和求学热情起了积极作用。刚恢复起来的高考制也还没有走向极端，成为把中小学驱上应试教育怪圈的指挥棒。 第二，1978年以来我国曾出现思想解放运动。高考恢复后的大学就置身于这场运动的中心，并充当了先锋。在向一个个禁区突进中，高校师生显示了不寻常的探索热情和勇气。这种热情和勇气既表现在求知、求真锐意创新上，也表现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国家、民族所面临的政治、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上。我以为正是这样一种健康蓬勃的精神状况使当时的大学恢复了丧失已久的荣誉，虽然由于学术研究中断了多年，教学水平还谈不上高。 第三，这个时期的大学走出了愚蠢的自我封闭状态，不光国内各大学之间展开了积极的交流，而且跟国外学术界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这一方面促进了学术的活跃，另一方面使国内大学开始接触和了解国际公认的大学标准和学术标准，并在这种接触和了解中发现了我国大学的学术、教学水平与国际上的巨大差距。这在师生中，在校方都激起了一股自发的教改热情。如果社会能继续保持对思想、精神、学术的开放态势，如果那时以大学为代表的探索禁区的热情和自发的教改热情能得到保护，我国大学会少走许多弯路；而且，后来日益暴露和恶性发展的高考病也有望通过及早进行教育体制改革而得到遏制。由于一些复杂的因素，教育难以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和特性去发展，问题和麻烦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不同意说走出封闭状态后的教育可能比原来处于封闭状态时有更多麻烦。封闭状态下的教育在性质上是彻底工具性的、在眼界上是井底之蛙的。没有麻烦但也没有希望，因为它根本没有给教育独立功能的发挥留下些许余地。现在的麻烦也不是走出封闭状态带来的，恰恰相反，是封闭对开放的抵制造成的，是开放与控制下的二重标准造成的。退一步说，就算走出封闭状态后麻烦多了，这种麻烦却并非消极的，而是我国教育要健康发展所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张：近年来你为什么特别强调“义务教育的公正性”？ 肖：这个问题关注得比较早，主要是因为问题本身已经过于严重，无法视而不见。80年代后期就有资料披露出我国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失学、辍学率高。我从自己可以直接观察和感受到的现实中也发现，由于巧立名目的收费越来越多，城市里即使大学教师，要供一个独生子女上中小学，经济上也不堪重负。其他收入更低的行业，特别是农民和没有固定职业的城市贫民，就更不用说了。儿童失学、辍学率居高不下，年复一年，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然而，义务教育是基础性教育，任何人都不能缺了这一环。而且在现代社会，受教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基础性质的义务教育更是每个人都应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在这个问题上，个人的权利也就是社会的责任。社会至少应该向每个未成年人提供最低限度的学校教育，让他们掌握将来履行各种基本职责、参与社会生活所需的必要文化知识，并且在知识和智力上为将来正常生活、工作和进一步受教育打下基础，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平等机会。我认为，国际21世纪教育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使用的“生活的通行证”这一比喻最恰当地揭示了义务教育的性质。义务教育的这一性质就决定了它首先是应当由政府担负起来的“政府行为”，而且必须是免费的。90年代初以来，我在一系列文章和接受的访谈中详细阐述了这个看法。（注：参见笔者的《教育与灾难之间的竞争》（华商报，95.9.7），《义务教育中的社会公正》（教育评论，96.1期），《政府应该如何投资教育》（四川文学，99.1期）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