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0）02—0091—04 站在世纪之交，试问教育向何处去？对此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鲁迅先生讲：“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注：《鲁迅全集》（第四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525页。）作为教育研究者， 我们由此受到启发：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人类教育在20世纪的历程轨迹，从而推测其在21世纪的走向。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大动荡、大发展、大飞跃的时代。不仅生产力爆发了两次工业技术革命，而且生产关系、国际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与之相适应，作为人类自身再生产、再创造的教育也不断地进行重大调整与改革。纵观20世纪，人类教育经历了四次重大改革。 一、教育民主化运动 在19—20世纪之交，是世纪转换时期，也是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时期。就经济而言，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已经完成，以电动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开始兴起，把人类带入电气化时代，要求有比蒸汽机时代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人才。就政治而言，在西方，欧美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政治几经波折终于成型，需要向深层次发展；在东方，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1917年十月革命，俄国推翻沙皇，建立苏维埃政权。尽管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等封建独裁的逆流在某些国家某些地区潜滋暗长并渐至疯狂，但是社会民主化是这一时代主要趋势。社会转型必然带来教育变革，同时也需要教育变革予以支持，于是教育民主化运动从西方到东方渐次兴起。 西欧是西方文化的发祥地，文化传统深厚，所以它的教育变革往往是以推陈出新的形式出现的。1889年，塞塞尔·雷迪（Cecil Reddie,1958—1932）博士在英国德比郡（Derby Shire ）创办阿博茨霍姆学校（Abbotsholme School），自称是有别于传统学校的“新学校”（ NewSchool），自此，“新学校运动”或曰“新教育运动”在英伦三岛及欧洲大陆次第兴起。新教育运动强调主体创新精神和社会合作性的培养，是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又一次教育思想革新运动，同时也是以新学校的创建或者是以旧学校的革新为依托进行新的教育思想实验与探索的运动。 此时的美国，经历了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和开发西部的经济运动，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刚刚跃居于世界列强之首。为了对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进行“美国化”改造和对有法西斯倾向的三K党和原教旨主义进行有效抵制， 资本主义民主化程度有必要进一步提高。1883年，帕克（F.W.Parker,1837—1902）校长在芝加哥市库克县师范学校进行教育实验，标志着旨在塑造具有美国民主素质的公民的进步教育运动应运而生。美国进步教育的理念，正如其精神领袖杜威（J.Dewey,1859—1952）指出的“教育即生长， 即生活，即经验的改造”，“学校即社会”，学生“从做中学”。进步教育运动对解决美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具有积极作用，是美国教育形成自己特色的标志。 如果说西欧新教育运动和美国进步教育运动是与社会改良同步的教育改良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和俄国的教育民主化运动是与社会民主革命同步的教育革命。 辛亥革命一成功，孙中山先生力图对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教育进行资产阶级民主化改造，我们可称之为教育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其特征可用蔡元培先生1912年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的精神来概括，即教育要“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的五育并举”（注：参见王炳照、郭齐家等编：《中国简明教育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92页。）。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中国教育由旧民主主义教育革命向新民主主义教育革命转变。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实质，就是周恩来所指出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注：参见《周恩来教育文选》〔C〕，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新旧两次民主化教育革命成果丰硕，使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中国教育逐步走上现代化之路。 苏联革命一成功即进行疾风骤雨般的无产阶级教育民主化革命，如消灭旧教育双轨制、等级性、宗教性、男女不平等、民族歧视等丑陋本质，实行民主化、非宗教化的国民教育原则，建立面向所有劳动人民子弟的新的学校制度——统一劳动学校，高等学府向工农开门，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进行以电气化为主导的综合技术教育等等，总之，是最大规模地培养劳动人民的有文化、有技术、有觉悟的各种层次的革命和技术人才，为战胜外国武装干涉，为卫国战争的胜利、为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这次教育民主化运动并非孤立发生，而是相互沟通、相互激荡、相互促进，交汇成历时近半个世纪的世界性的教育革新浪潮。这次教育运动对教育寄予很大的社会希望，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讲：“教育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注：伯特兰·罗素著，靳建国译，《教育论》〔M〕，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高度重视儿童的教育地位，如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讲：“20 世纪将成为儿童的世纪”（注：（瑞典）爱伦·凯著，沈泽民译，《儿童的教育》〔M〕，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85页。），杜威讲：“现在， 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注：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在这种教育观和儿童观的指导下，这次教育民主化运动重视教育机会平等，如苏联重视扫盲和普及教育，中国开展平民教育运动，英国等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人人享受中等教育机会的口号。同时重视儿童综合素质的培养，如尊重儿童个性，让儿童个性能够自然和自由地成长；尊重儿童的创造天性，培养儿童创造能力；培养儿童科学精神和科学研究能力；注意学生社会适应性和社会协作精神的培养，等等。为此创造了许多办学模式和教学模式，如西欧新学校的“小共和国”办学模式和“读书·生活·创新”教学模式、（注：这是笔者在参与吴式颖教授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时，研究西欧新教育运动所获的体会，请方家指教。）美国进步学校“学校即社会”办学模式和“从做中学”的教学模式、中国的晓庄师范学校和育才学校“社会即学校”的办学模式和“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苏联“统一劳动学校”的办学模式和“综合技术教育”的教学模式，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