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教育界正在热烈地争论着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问题，尤其在经济领域出现“消费疲软”现象后，倡导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同志，更提出教育是最后一个“卖方市场”、应以教育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观点。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立论基础，但同时也存在着为迎合观点而出现主观估计的倾向。笔者认为对教育“卖方市场”、教育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应该冷静地、理性地分析。 一、教育“卖方市场”存在着假象 从我国教育总规模看，尤其是从非义务教育的规模看，的确存在着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的事实，但在估算教育“卖方市场”时，存在着脱离国情、过于乐观的现象。 1.百姓期望得到什么样的教育？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教育，这种计划性使百姓——教育的消费者获益最大。这种计划性表现为：高成本低收费，使教育消费者视教育为纯公益性、福利性的事业，争得受教育的机会意味着争得国家福利；高就业无风险，多年以来，受教育者把挤入高校门槛当作最终、最高的追求目标，从娃娃抓起的“应试教育”现象足以说明这一点，由于“包分配——百分之百就业及取得较好职业，使教育消费者对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充满热忱。我们在估算教育“卖方市场”的时候，看到的是这些充满热忱的教育消费者等待着给予教育消费的机会，而不够冷静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热忱背后的观念、动机、目的。在我国高校完全“统包统配”的时期，师范院校门庭冷落，实行“并轨制”后，师范院校忽然变得门庭若市，原因何在？根本的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师范院校几乎是最后一块包“销售”的“净土”。我们的百姓受教育的观念并非很成熟，以人力资本理论讲，百姓的“热忱”来源于长期的接受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可以达到最大化的“计划”观念。 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后，受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与以前相比将大大降低，我们的百姓对此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吗？争着受教育的热忱会不会因此而减退？教育的“卖方市场”是否估计过“热忱”减退对“卖方市场”的影响？ 2.百姓到底有多高的消费能力？ “教育产业化”、 “教育市场化”的倡导者们的眼睛直直地盯牢1998年六万亿的银行储蓄，据此推出百姓有很高的消费能力；另外，根据他们的调查，百姓储蓄的第一投资意向是教育消费，据此更得出教育“卖方市场”潜力巨大。但这种估算有脱离我国国情的嫌疑。 首先，六万亿储蓄总额的80%掌握在极少数（20 %）的人手里，80%的普通百姓只占有20%的储蓄份额。这就意味着，极少数的富有者可以悠闲地享受千百次的教育消费，而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可能无福享受高层次、高消费的产业化后的教育消费。拿目前尚未产业化、市场化的高等教育而言，大学生人年均消费1 万元左右，约占一般家庭年收入的一半。产业化、市场化倡导者们的一个理由就是以高收费缓解教育经费不足问题，故产业化、市场化后，大学生人均年消费额必将大幅度提高。但他们似乎没考虑到，在高价位的高层次消费下，我们的普通百姓有多少人具备这种消费能力？教育“卖方市场”究竟有多大？ 其次，百姓银行储蓄的第一投资意向是教育消费，并不意味着百姓有很强的教育消费能力，也得不出教育有极大的“卖方市场”的结论。随着我国教育收费的逐年增加（尚未产业化、市场化的收费，只是计划收费的提高），许多普通百姓产生了“受教育难”的想法，为了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影响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普通百姓开始为孩子受教育而储蓄。但这种储蓄大多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节省日常支出，挤出部分收入储入银行，以当前尚未产业化、市场化的教育消费标准储蓄，而并非按产业化、市场化后的教育消费标准储蓄（因为谁也不清楚产业化、市场化后的教育消费标准，何况百姓）。因此普通百姓确实会把教育消费当作储蓄的第一意向，但这是建立在对孩子教育消费的担心基础上作的预期准备，而并非富足且无其它投资意向后等待着高层次、高消费的教育享受。假若教育真产业化、市场化，普通百姓极少份额的银行储蓄足够他们的教育高消费吗？他们还有能力承担这种高消费的压力吗？教育“卖方市场”真的还很大吗？ 经济领域目前有一种说法，叫消费疲软，作归因分析时，一般人都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及高层次消费群无法形成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我国高档次的消费品，不是百姓不想消费，而是百姓还没有富余到有能力消费的水平。前几年，有人曾估计（媒体作过许多鼓动性富传）近年来我国将出现家庭用车消费热，但事实上几年下来，并未形成这种局面，表面上看家庭用车供过于求，而实质上是“求”的能力还未追上“供”的层次。教育领域可能也存在着过于理想化的市场估计，在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后，同样可能出现教育消费疲软，“贵族学校”曾经以其一流的硬件，一流的后勤服务，一流的收费标准，红极一时，但除了一些经济超前发展的几个沿海城市之外，似乎大多面临着生存的尴尬。原因可能很多，但百姓尚不具备教育高消费的能力是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高等教育是百姓期望的高层次享受，但我们的百姓恐怕并没有在心理上、能力上作好高消费的高等教育的准备。如果真按投资—补偿、成本—效益的市场方式运作教育，我们对教育市场的估计会不会又像“家庭用车”估计一样产生错觉？过高地估计百姓的教育消费能力，会不会造成教育消费的疲软现象？ 二、对教育“卖方市场”的主观估计可能带来诸多问题 改革开放2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同时有过惨痛的教训。解放后30年，由于一直存在着短缺经济现象，总供给不能满足总需求，形成了卖方市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策的开放，经济领域发展异常活跃，商品供给量增加，但总供给量仍不能满足总需量，卖方市场给极具寻利性的商家提供了钻营的机会，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我国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这给商品市场造成了无序、混乱的状态，也给消费者带来了许多损害。随着商品总供给量的增加，高消费群的难以形成，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而教育据说则成了最后一块卖方市场。应该承认这给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是，如果我们对教育“卖方市场”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急于全面推进“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那么经济领域由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过程中出现过的许多惨痛教训就可能在我们教育产业、教育市场上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