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学，此话诚然不错。我们的祖先没有谁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曾写出一部专门的《政治学》著作。不过，翻开《尚书》《国语》《左传》《论语》《孟子》《史记》等中国古代典籍，却到处可以发现对于政治学信念和原则的阐述。在这些阐述中，可以明显看到“民本”与“官本”两条线索，梳理这些线索，分析它们与近代政治观念的异同，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国情，探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乃是十分必要的。 （一） 国家主权问题，是现代政治学的首要内容。它要回答的问题是：谁是国家的主人或所有者？这个在本世纪初以来被我们称为“国体”的问题，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早就有所涉及。 人们习惯于认为，中国古代关于国体的正统观点是“君权神授”，即认为国家属于君主。这未免简单。西周统治者虽然讲自己“受命于天”，然而正统儒家却是以“民”解“天”。在他们看来，所谓“授”君以政权的“神”和作为“天子”之父的“天”，都只不过是“民”的代表。《尚书》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全都表达了这种意思。这样，国家的主权就归根结底是属于“民”的。后来，孟子提出“民贵君轻”，对这种国家主权在民的观点进行了概括。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也就是说，正如诸侯的权力来源于天子、大夫的权力来源于诸侯一样，天子的权力是来源于“丘民”的。因此，“君”如果失去了民心，也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礼记·大学》）。 然而秦汉以后，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统治者背叛了民本思想。他们大讲“朕即国家”，大讲“富有四海，臣妾亿兆”，大讲官是民的父母，强调国家的主权属于君主。这种君主对国家的所有权虽然仍被说成是来源于“天”，但此时的“天”却已经同“民”脱了钩。已经变成了一种超人的玩意儿，变成了一种类似于今天所谓“历史规律”之类的形上实体。统治者虚伪地赋予这种形上实体以“客观”的性质，试图以之来作为自己垄断政权和统治人民的依据。此时君主们不再强调自己“受命于天”是意味着得了民心，而是强调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人格，如刘邦自称是“赤帝子”，赵匡胤自称诞生时“满室红光”。更有甚者，连“天”这个带有虚伪客观性的幌子也索性丢到一旁，直接宣称天下是老子或老子的祖先“马上得之”，用武力打下来的，因此就有权据为己有，万世不易，不管我行也不行，得民心与否，他人莫想染指。这样一来，在国体问题上“君本”“官本”主义就加冕登基，成了正统。 （二） 以孟子为代表的正统儒家关于国家主权在民的观点，被称为民本思想。人们都能感觉到，这种民本思想同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并非一物，但却往往说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到底在哪里。有一种较好的表述说，传统的民本思想是统治者“为民作主”，而现代的民主思想是人民自己作主。此话不差，但仍未挖到根子上。依笔者之见，“民本”与“民主”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民”是一个混沌的统一体、有机体，而后者的“民”是一个由若干相互平等的个人所组成的离散集合体、机械体。用西文说，前者是people，后者是individual或citizen的总和。 “民”的这种有机体与机械体之分，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反映了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的根本差异。 当文明产生之时，由于地理环境、产业方式等方面的原因，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在西方彻底瓦解。在希腊雅典，原有的四部落被由选民组合而成的十个选区所代替；在罗马，三部落、三十胞族、三百氏族被按财产划分的等级和“百人团”所代替。这样一来，希腊和罗马的社会与国家，就具有了以个人和个体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结构特点，此后经过中世纪封建社会，这种特点一直被西方保留至今。而在中国，文明的诞生并没有伴随着血缘组织的彻底瓦解，早期国家是建立在氏族和宗法组织之上的。《史记·殷本纪》记载：“商子孙分封，以国为姓”，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等各为一国。周初大封建，据说封姬姓51国，姜姓12国，嬴姓8国， 连殷商遗民也是按氏族分属于卫、鲁等国的。秦以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也未能使得这种血缘性和准血缘性的社会结构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直到近代，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人们仍是聚族而居，企业、社团、政党等现代组织虽然不具有血缘性质，但往往也通行人身依附、党同伐异的运作原则，而这恰恰也正是它们复制传统血缘组织结构的结果。总而言之，中国的“民”始终没有被个体化。 从现代政治观点看来，“民”的整体性质带来了治权（也就是近代所谓政体）方面的问题。 一般说来，除了在极个别的“小国寡民”社会，由全体人民直接管理国家是不可能的，政府或公共权力于是应运而生。古今中外的各种政府，很少有谁会径直承认自己是在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行使权力，它们总会以不同的话语宣布自己在“为民作主”，是在代表人民来管理国家。而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政治学中的所谓“合法性”问题——到底根据什么才能判定一个政府确实是代表人民，因而确实是合法的呢？近代的观点是：政府的合法性在于多数公民的认可。显然，要将这种观念付诸操作，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对所谓“多数公民”确实可以作量的判定，二是所有公民在“质”上必须被认为平等。显然，只有在“民”是一个由一定数量个人或公民所组成的机械结合体社会中，这两点才能够做到。西方近代以投票选举、公决等形式为运作特点的民主政治，就正是建立在这种个体本位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个人权利乃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