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审理20世纪中国文论？我认为，面对近百年极其复杂的中国文论状况，首先要找到本世纪理论—文化景观的总体问题，然后在对问题的审视辨析中确认可击中要害的独特的理论视野。学界对包含中国文论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化的总体问题是明晰的，这就是构成近百年中国学术、文化、体制乃至现实生活的世纪性母题：现代性。诚如刘小枫所指出：“无论欧美还是汉语知识界，一百年来关注的实质性问题是现代现象。”“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之演化，导致西欧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地域的社会和理念随之发生现代性裂变，构成了20世纪生活世界的基本现实。”（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1—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对现代现象的激烈反应——拿来、拒斥、设想、忧虑、方案选择、反驳等等，具体化为20世纪中国知识界不断震荡、扩散、变形、演变的学术文化景观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经验，而各种思潮、主义、知识主张等等，又构成极为独特的中国式的现代知识谱系。为此，要恰当地清理20世纪中国文论，首先要对之进行现代学的整体审视。 横跨世纪的问题在此意味着一种整体的理论视野。与许多人设想的从细部清理到整体把握的思路相反，面对极为芜杂的文化—理论现象，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视野和视野中的逻辑引导，实际上是无法审理的。对百年中国学术、理论的各种现象，也只有在中国文化现代性生成的整体框架和理论视野中才能见出其真实的走向和意义。 具体说，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生成至少体现为如下层面：1.文学理论持续不断地先锋性植入；2.理论—文学语言的西语化（科学化与译体化）；3.文学经验的模造性；4.理论批评生产体制的现代建制（学科体制与发表体制）。鉴于语言的西语化和生产体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仅就1、3两点作一提要式讨论。 一、移植理路中的理念先行 与西方的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植入型。在植入、学习、摹仿之中形成本土的现代化经验，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路数。 就文论而言，所谓“植入”在此是指从观念、话语、理论体系到学理逻辑、思潮演变的全面移植。移植演变的历史就是20世纪中国文论积累和变化的历史。不论有多少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复杂性，每一个时期文学上的理论要求都是通过西方的某种理论来表达的，以至到今天我们如果不借用西方的某某主义，就无法表征自己的文学经验，甚至无法表达自己的现实感受和生活要求。这种全面彻底的移植可以称之为激进移植。在此种移植中，移植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态度已经模式化和历史化，它成为中国现代文论占支配地位的一种生产机制。在此种机制中，有三个东西成为事实：（1）不是现实经验， 而是西方文论成为理论的本源；（2）由于现实要求是用西方理论来表达的， 借过来的理论必然发生能指和所指的错位（误读）；（3 ）理论逻辑和中国经验日益架空和疏离。 20世纪中国文论的移植性生成过程有三个逻辑环节。 （一）理念先行。这是指本世纪初在没有现代文学或新文学经验的情形下，首先移植文学理念。不管是“诗界革命”、“小说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率先进行革命的都不是文学创作，而是关于文学的观念。“革命”在此体现为替代：用先进的文学取代旧的文学，用新的文学观念代替旧的文学观念。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学术分类意义上的、作为“美术之一种”的文学概念，只有文类概念，即所谓诗、文、词、曲、文章、文笔等等。“文学”一语的使用在陶曾佑、狄平子、章炳麟、金松岑、刘师培、王国维等人的文章中已频繁出现，并且就西方文论、哲学研究文学所达到的系统性、深入性和逻辑自洽性而言，新文化运动时期并没有超过王国维和早期的鲁迅（《摩罗诗力说》）。然而，王国维、刘师培等人的理论姿态并不是“革命”，而是引进和运用。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观念移植浪潮之体现为“革命”，是因为它是一种全盘西化式的彻底取代。首先是对旧文学观念的清洗。凡是不合乎文学（Literature）的东西统统被斥之为保守、封建、不科学。章炳麟《文学总略》中残留了传统的文章观念，用“采色发扬谓之彣”阐释文学受到嘲笑。刘半农甚至在文章中大段引用英语的“Literature”定义作为标准的、科学的文学定义（注：见《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胡适对文学改良的八点规定，陈独秀否定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而张扬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反对“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学，傅斯年、钱玄同等人主张的白话文学等等，无不以西方文学理念为标准，否定、清除旧文学理念，从而创设一个新文学理念。新文学理念既以西方文论中的文学概念为标准，又出于新文化运动之急需。由此，传统文学中的大部分作品和传统文论已被排除在新文学理念之外。与传统的“国语文学”、 小说等尚不太合格地被视为可保留在“Literature”的范围内不同，理论上，几乎所有的传统文论都被排除在新的文学理论之外。换言之，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文学理论的输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移植，而是西方文学理念对传统文论的取代。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文论传统从此在20世纪断裂。 但是，如此的新文学理念并没有现实的文学经验可供支撑，胡适等人不得不比照文学理念“尝试”创作新文学。事实上，全部新文学史都是在新文学理念的引导下进行的，甚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流派、时期都有一种文学理念或“主义”先行引导。这就是所谓“理念先行”的含义，它从根本上确定了本世纪中国文学与文论之间的一种现代性关系模态。每一次新的文学理念或“主义”之诞生，都在西方文论或社会文化思潮中去寻求理论灵感和学理支撑，而每一次寻求“先进”理论支撑的人都对中国的新旧文论和文学传统不屑一顾。就实质性理论建树而言，王国维堪称中国近现代文论的承先启后者（注：饶芃子：《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起点》，《思想文综》2，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面对中西文论资源，王国维具有温和接纳和谨慎移植的态度，他只是移用而不是取代，因而他的理论能融贯中西。他并没有开创20世纪中国文论与文学之互动关系的“理念先行”模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