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1999)02-0005-11 本世纪即将结束，回顾本世纪尤其是建国50年以来文学理论所走过的路，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这对于新世纪的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危机时代：“他律”超越“自律” 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于本世纪初就开始起步，其标志是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这两篇文章所表达的文学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梁氏给小说如此众多的负载， 这不仅仅是夸大了小说的作用，而且表明了文学活动不是“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源泉都来自外部，预示着文学要走一条受自身之外的事物支配的“他律”之路，即文学和文学理论将要纳入意识形态斗争的范围里。但那时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王国维的文章从评论《红楼梦》的角度说，其价值并不高，但文章中所表达的文学观念却另树一帜。他说：“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物为何？王氏回答说：“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2]稍后， 王国维直接提出“游戏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2]“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2]在这里，文学根本不负载任何东西，文学活动的动因来自内部，文学是超社会和个人功利的，文学的价值应从自身去寻找，文学是“自律”的。王国维的观点在呼唤文学和文学理论走非政治的独立的路。 梁启超的文学“他律”论与王国维的文学“自律”论，如同钟摆的两个不同方向，它将摆向何方呢？这里决定的因素是我们民族在本世纪所面临的境遇和时代的需要。百年来，我们民族受尽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剥削和欺凌。“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3] 中华民族处在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一切有良知有血性的人都充满一种政治激情，要为祖国寻找图强、雪耻之路。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救亡斗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的建立，民族的复兴压倒一切，社会的变革压倒一切，意识形态的争论压倒一切，军事斗争压倒一切。文学的家园本来是审美的，与社会斗争是相对独立的，可在这样一个以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文学被卷进了社会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的。一方面文学及其理论进入社会的中心，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文学的功能被强调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另一方面文学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身的家园，文学的特点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文学被当作工具和附庸看待，文学没有独立性。这样文学和文学理论的钟摆完全摆到梁启超所希望的“他律”的方向上。此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无不循着这一方向而摆动。30年代，以顺应时代的潮流为特点的“海派”试图超越以拒斥政治为特色的“京派”，鲁迅的激烈的“阶级论”力图超越梁实秋的温和的“人类论”。40年代，毛泽东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和“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的立论，就超越了一群在仔细寻找“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的知识分子。…… 本世纪前50年，文学理论上“他律”论力图超越“自律”论，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我们没有理由去批评本世纪前半叶的“他律”论。应该看到文学观念与时代需要的关系。观念是种子，时代是孕育这颗种子的土壤。不适合时代需要的观念，如同没有找到适当土壤的种子，肯定是不会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的。如果一种观念不能成为“时代思潮”，那么它必然要被抛弃。梁启超说过：“今日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皆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时代之要求者也。”[4]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危机时代”， 从现实层面说，在列强的欺凌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危机，从精神层面说，人们的精神无所依归，古典的儒家伦理精神靠不住，新的精神信仰还处在争论和形成中。危机的时代需要解救危机的观念，解救危机成为一种时代的需要。一切观念、理论、学说只有为解救中国的现实和精神危机而贡献力量，才有存在和生长的可能。一切无关乎解决危机的观念、理论、学说都将被抛弃，以至压抑。这是时代需要的无情抉择。 文学理论当然也面临这种抉择。本世纪前50年，王国维的文学“无利害”论和文学“游戏”论，朱光潜“距离”论（见1936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梁实秋的“文学属于全人类”论（见1929年发表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等等，都强调文学自身的特点，力图揭示文学世界的内部机理，探讨文学活动的“自律”，从学理上是有根据的，甚至是有谨严的根据的。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无助于从文学的角度来解救中国的现实与精神的危机，不能适应“危机时代”的需要，而遭到冷落，甚至遭到批判，这是可以理解的。说到底，不是哪个人抛弃它们，是时代抛弃它们。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用历史的观点来考察，不能离开时代历史的需要来一味为它们“鸣冤叫屈”。当然这不妨碍我们今天重新研究和吸收他们的理论，为变化了的时代所吸收，所利用。同样的道理，梁启超的小说“新国民”、“新政治”论，创造社的“政治留声机”论和“文艺宣传”论，鲁迅的文学“改造国民性弱点”论和文学“阶级性”论，瞿秋白的文学是巧妙的“政治留声机”论，毛泽东的文艺“武器”论和文艺“从属政治”论，他们的观念适应“危机时代”的需要，汇入到时代“思潮”中，成为主流形态。这也不是哪个人选择了它们，是时代选择了它们。我们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历史的眼光，对他们的学说指手划脚、说三道四，那么我们就太“不识时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