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国家教委对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进行调整，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两个独立的学科合并，组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个新的二级学科。这次调整在学科内部引发讨论，一些深层次矛盾也由此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基本矛盾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共同构成新学科不可或缺的两翼，但实际上学者们对世界文学的性质和学科地位认识严重不足。其直接后果，是世界文学不能在新学科的理论体系中发挥充分作用，在学术和高等教育的组织建构中，它的功能也在弱化，长此以往，这种局面势将威胁新学科的整体发展。在此，我谨从世界文学本位出发，对上述问题作一些深入分析，并尝试提供解决的办法。 一、作为比较文学基础的世界文学 一般比较文学理论著作都会涉及世界文学这个重要的概念。考察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世界文学从两条途径进入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第一条途径，是把歌德所指的世界文学看成是比较文学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注：参见《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朱光潜全集》，第1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364。）。比较学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向我们走来，而比较文学的使命就是推动和呈现这个壮丽的文学美景的到来。第二条途径是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角度，韦勒克有关世界文学“三层次”说是这种意见的理论依据。韦勒克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韦勒克沃伦43），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韦勒克沃伦43）。从韦勒克的理解和论述看，这里的“文学”是一个复数，一个集合名词，指世界范围内所有的文学。“国际的角度”指把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 由此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理想规划，一个侧重实际描述；一个立足于比较文学的功能，一个划定了比较文学的对象、范围和角度。由此看来，在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中，世界文学是一个核心概念，是比较文学理论的基石。 然而，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上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的重要性却很少受到重视。它只是作为“重要的术语”而存在，却没有在理论构建中真正发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以陈惇、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为例，这部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著作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36)。二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在对比较文学本质的认识的具体表述尽管各有不同，但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系”的研究，这一点没有格局上的变化。有些学者在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时，通常也会借用韦勒克等西方学者所用“世界眼光”、“国际角度”等字眼，但立足点仍是文学的跨民族、跨国别、跨文化存在，仍是有上述限定的文学之间的关系，其实与韦勒克等学者对比较文学本质的理解有很大出入。一些教材回避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个问题直接表态，而通常会引用法国学者梵·第根、基亚、和美国学者雷马克在“文学关系”的范畴内解释比较文学的意见，借此曲折地反映自己的态度。他们奉这些西方学者的意见为圭臬，殊不知自己在以偏概全。还有一种情况比上述给比较文学直接或间接下定义的做法来得隐蔽，却更能说明问题，这就是中国学者在著述中所设论题和举例向“文学关系”，甚至“中外文学关系”的严重倾斜。一些在西方主要被用来从事世界文学研究且行之有效的“主题学”、“文类学”、“文学思潮与运动”等角度和类型，在中国，或逐渐淡出比较文学理论体系，或用“文学关系”及“中外文学关系”的经验和实例进行求证；另一些从事文学关系研究的角度和类型如“形象学”、“译介学”、“比较诗学”等后来居上，越来越受到重视。 世界文学和文学关系，虽然同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角度，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世界文学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着眼于世界范围内文学的自主生成和内在统一性，“文学关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它注重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学的多样性、外援性和相互依赖性；在世界文学研究中，对文学共同规律的探讨建立在像文类、思潮流派、母题等文学内部因素的整合与统一上，或以特定时间和空间为基础构建文学的独立单元，描述文学的独立发展，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世界文学的角度凸显了文学自身的纯粹性和尊严，文学关系的角度则按国籍、族属、文化身份来分配文学成就的份额。因此，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需要世界文学，即“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在研究中有意识地把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作为一个整体”（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和实质”28），我们也需要文学关系，以使不同民族、国家间文学的双边、多边交往有所依凭，为文学的多样性保留一块天地。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比较文学都是不完整的。 从比较文学的功能看，世界文学与文学关系一起承担着弘扬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使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对矛盾，而这一对矛盾却共同构成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和引擎。众所周知，比较文学诞生在19世纪初欧洲弱小、后进民族追求独立和解放的浪漫主义时代，它一开始就成为确立民族身份的文化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学者巴斯奈特对此十分形象地指出：在那个时代，“比较的方法是被用来评价文化之间的高低优劣的”(20)。比较学者借此寻找自己民族的文化根源，确立自我民族的文学经典和传统。早期法国学者借助于影响研究，把民族主义发扬到了极致，其情形如韦勒克所讽刺的，出现了“计算文化财富的多寡，在精神领域计算借贷的弊端”（“比较文学的名称和实质”40）。作为对早期法国学者强调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的反动，韦勒克祭出了世界文学这面大旗。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的结尾十分动情地展望了文学的世界主义时代：文学“不再是各民族之间赊与欠的帐目清算，甚至也不再是相互影响关系网的清理。文学研究像艺术本身一样，成为一种想象的活动，从而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保存者和创造者”(61)。 在中国比较文学界，文学关系，尤其是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促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途径，它为民族主义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轻视世界文学而重视文学关系，反映了中国作为后进国家在文学领域展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强烈愿望。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趋同性日益增强，中国比较学者视野的逐渐“国际化”并培养起由衷的自信心，对文学关系的研究，将越来越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甚至会成为制造文学纷争的根源。届时，世界文学将以其宏大视域、整体意识和相对的客观性，承担起比较文学的国际主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