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读新诗的人有多少？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现在的新诗（不是历史上的所有新诗）基本无人问津，已经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文学体裁，除了新诗的作者和研究者（新诗是他们的饭碗）之外，没有什么人去碰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东西。 在我主持的中文系一年级大学生的一次课堂讨论中意外发现，有一个学生宿舍共6个人，都是诗歌爱好者，熄灯后谈诗是他们经常性的节目，但令人惊讶的是，6个中竟无人对现在的新诗表示好感，而是强烈地表示了他们的厌恶，这使我受到很大震动。 新诗创作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我原本以为现在的新诗尽管受到大众冷落，但是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大学生可能会喜欢，没想到在青年大学生中也没有相应的接受群体，于是我开始考虑，这里边的确出了什么问题，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连属于未来文化发展中坚力量的大学生群体甚至是中文系的大学生都不喜欢，就凭少数新诗工作者还在那里捣腾，新诗将来还能够生存和发展吗？也许某些新诗工作者还是喜欢报喜不报忧，更愿意采取一种鸵鸟的态度，但是无论如何，该是到了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可以为新诗辩护：商业化的时代，读者素质不高，庸俗的大众文化占据了广阔的文化市场，影视艺术的强劲冲击，等等。 这些理由都是强有力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辩证法的一个古老思想：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在最理想的外在条件下，石头也孵化不出小鸡。新诗也是这样，我们不妨更多地从新诗自身来加以考虑，而不是简单地归咎于外在的东西，这样可能对新诗的发展更为有利。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曾经是一个诗歌的大国。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曾经讲过，从《诗经》开始，以后的两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类型”。（注：《闻一多全集》，第一册，第202页，三联书店1982。）那个时候，读书人写诗，官员写诗，甚至上至皇帝万岁爷，下至草民百姓都写诗，可谓全民皆诗。那是我国诗歌的鼎盛和黄金时代，《诗经》、《古诗十九首》直到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我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 近代以来，出于“开民智”、“强中国”以摆脱民族危机的现实需要，小说戏剧取代诗歌，占据了文学殿堂的中心位置。出于同样的理由，通俗平易的新诗代替了晦涩难懂的古典诗歌（词也是诗）。后来文学的中心位置又被电影、电视以及VCD光碟所取代。“五四”以来，我们的正统和主流文学刊物上通常只发表新诗（现在的《诗刊》、《星星诗刊》等许多诗歌刊物都是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也只写新诗（领袖人物的古典诗词偶尔也能占据一隅），古典诗歌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然而直到今天为止，国内的许多地方都有古典诗歌爱好者的自发组织和内部刊物，延安时期由朱德等人组织的著名的“怀安”诗社就是一例。这说明了古典诗歌至今尚有其艺术魅力，而新诗不过一百年已沦落至此，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毛泽东是共和国开国领导人中诗歌的挚爱者之一，其诗歌创作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他的创作只限于旧体诗即按照古典诗词格律写成的诗歌。1957年毛泽东在接见诗人臧克家、袁水拍时说，鲁迅的新体诗不流行，而旧体诗流行很广，因为旧体诗容易背诵记忆。他在一次会上毫不掩饰地表明：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注：参阅陈晋《文艺与历史》，《文艺评论》1990.4。）这作为对新诗的整体评价可以说是不尽适当的，但这的确反映了“五四”以后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及诗歌爱好者（更不必说一般民众）对新诗的普遍看法，并且毛泽东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诗歌创作者，明显触及到了新诗在艺术形式上的致命弱点。比较曾经高度成熟的中国古典诗歌，同时考虑到这些古典诗歌所铸就的我国诗歌爱好者的传统审美心理，不能不承认，新诗确有许多不及之处。 二 从我国古典诗歌来看，尽管主题的种类繁多，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路子：一种和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相适应，可以称为农业诗或生态诗，“池塘生春草”，“白杨多悲风”，“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这种自然山水清幽淡远的风神韵致，是未经工业污染和都市化进程之前的农业社会所特有的美。我国古代文论关于文艺起源的“物感说”认为，文艺起源于外界景物对诗人心灵的感动激发，诗歌创作出于情与景的偶然触发，自然结合，陆机《文赋》讲：“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文心雕龙》讲：“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王世贞《艺苑卮言》讲：“神与境合，忽然而来，浑然而就。”这种睹物兴情，心物交感，追求意境与韵味之美的诗歌理论模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 另外一种可以称为政治抒情诗。对照西方诗歌《伊利亚特》、《奥德赛》、《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诗歌基本上都是抒情短制（少数叙事诗如《孔雀东南飞》和《长恨歌》在数量和规模上也无法和西方诗歌相比），而政治抒情是我们早已有之的重要传统。儒家诗教历来倡导的风雅美刺，要求诗歌要尽可能为现实政治服务。“诗言志”这个古老的诗学命题，早已包含了中国古代政治抒情的传统。北京大学张少康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指出，这个“志”在当时不是泛指一般的思想感情，而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抱负，这对后来的中国诗歌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诗序》的“美刺”说，其实也就是我们长期争论不休的“歌颂与暴露”、“歌德与缺德”，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古老传统。只不过当时除歌颂外，还可以“刺”即批评，还不限于“写光明”、“写主流”，当时文艺政策尚嫌粗疏，为“对现实不满者”留有漏洞，对于歌颂谁和暴露谁也还想不到作出明确的理论规定。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要求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求诗歌能够“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稍闻于上”，等等，都是如此，即要求诗歌能够发挥当下积极有效的政治效能，这既有狭隘的现实政治功利要求的束缚，又有要求诗人高扬主体意识，发挥诗歌改造变革非人道现实的积极因素。从《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白居易的“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莫不如此，传统的“宫怨诗”也可划入此类。这个传统现在几乎被全盘否定，其实这样做是不妥当的，这其实是我国古代经世致用的人文精神在文学领域的投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