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与解构论的相遇

——H.-G.伽达默尔与卡斯腾·杜特对谈录

作 者:

作者简介: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代表作为《真理与方法》(196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卡斯腾·杜特博士现为德国海德堡大学日耳曼语系文学理论研究人员,治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哲学解释学和解构论的各自发展及其相互诘难构成了欧陆最有意味的理论景观。本文采用哲学解释学所倡导的对话形式,由其标志性理论家伽达默尔在对谈者杜特的问辩下清理了解释学与解构论的错综复杂。其中关于意义、真理、古典以及艺术体验中驻留、返回的讨论读来备感亲切和启迪,因为,这些也是存在于我们古老传统且至今仍纠缠着我们的理论难题。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4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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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4)01-0032-08

      杜特:1981年您与德里达在巴黎相遇(注:指伽达默尔与德里达在福热教授(Philippe Forget)组织的以“文本与阐释”为题的研讨会(1981年4月25-27日,巴黎歌德学院)上的相遇。两人在会上各发表了一篇论文,德里达对伽达默尔的论文提了几个问题,伽达默尔对德里达的问题作了简单的回答。虽有交锋,但很不充分,所以有人怀疑他们是否真正地相遇,——下面紧接着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译者注。)。但是一个富有成效的讨论那时并未发生。或许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德里达本人就拒绝对谈。后来这次相遇被整理成文献。有一系列的文本,它们将口头上被忽略的东西予以文字上的重新建构和评注。我指的是,比如说,《文本与阐释》[1],是1984年出版的一个集子,以及一个新的、被扩充以若干篇有趣论文的版本《对话与解构》[2]。您在您的巴黎讲演中赞赏与法国学术界的相遇是一个“真正的挑战”。[3](p.333)在一篇属于事后回顾的论文《拆毁与解构》(1985)中,您这样写到:“谁要是让我精心呵护解构论,让我坚持差异,谁就是已经起步对谈,而不是站在对谈的终点上。”[3](p.372)您与德里达的对谈今天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伽达默尔:问题是德里达是否能够进行一场对谈。情况可能就是如此,即他的思维方法不允许他进行对谈。——他是一个思辨的大脑,所以我才试图争取他而不是他的法国前辈作为真正的对谈参预者。我之所以注意到他,是由于当其试图追随海德格尔时,与所有其他人不同,他是真正从亚理士多德那儿开始的。可以肯定地说,福柯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一个人物,但是他不像德里达那样是站在一个真正地推进海德格尔的路线上。然而还是存在着一些界线:这里的一个界线是,即使它不是不可能更改的,德里达将海德格尔和我自己放在逻辑中心主义的位置上,并相反地得出结论说,尼采才是正确的。似乎情形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们只能从事快乐的科学,只能寄希望于令人惊异的对于错误前见的瞬间改造,由此我们就突然间眼前有亮光闪现,但当我们再次追索同一文本形象时,这亮光旋又消逝。

      因此,我认为,德里达与我本人的区别就是通过相互言说,我愿意求得与他的彼此理解。如您所知,前些年当关于海德格尔的论争趋于高潮时,他可是在这里的。当时他也处在一个被批评为海德格尔主义的境地。他因而寻求与我联系,并带了几个密友来。顺便提一下,他对我可总是友善的。为了表示客气和尊重,我说定使用他的语言交谈。但对我们来说这并不太奏效,因为有太多的人出席,而且很多人不懂法语。(注:此次对话的主题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政治维度,全部录音资料存于西德广播电台,未整理发表,知者不多,故国际学术界一般仍把1981年的巴黎会议视作解释学和解构论的首次短兵相接。——译者注。)不过这里情况也是一样:德里达再次表现出对话的无能。这不是他的强项。他的强项是抽线团编故事——一路地编下去,构造新异的观点,又出奇不意地杀将回来。这就像是……

      杜特:……就像是一个潘奈洛佩的把戏(注:潘奈洛佩是古希腊传说奥德修斯的妻子。奥德修斯远征未归,生死不明。家中聚集了许多求婚者。为敷衍其催逼,拖延时日,潘奈洛佩佯称待织完一件袍料后再议婚事。她白天织布,晚间拆散,如是三年。最后被使女泄露秘密。——译者注。)?

      伽达默尔:是的,也是如此,不过在潘奈洛佩的把戏里,实际上存在着反思的特征,他没有进一步发挥出来。我自己使用这一比喻:一个关于重新拆散的比喻。在哲学里最糟糕的是,人们不再去拆散,而是相信能够从曾经达到的某一位置一直地往前行进。哲学的目的总是,通过对思想的新异的探求而达到最大可能的对事物的接近。就此而言,我为自己没有“代表”我的哲学的学生而感到高兴。一个公司是可以由人去代表的。通过思想的寻求,人们自己从事着哲学。这样我的学生都在进行着独立的工作,其中有些是很有趣的工作!

      杜特:比如,汉斯-罗伯特·尧斯和他的接受美学(注: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Robert Jauss),接受美学“康斯坦茨学派”的重要代表。属于该学派的另一位与之齐名的批评家是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他们都是伽达默尔的学生。——译者注。)。他的研究课题可能是对《真理与方法》的最著名的接续。

      伽达默尔:大概是的。但是我想说,他尚未真正地一直挺进到哲学维度。从《真理与方法》出发,他取得了一些从语义学上看可谓硕果累累的成就,不过对此我不能为自己编织桂冠。作品也有一个效果史,这个我们早在赫尔曼·格里姆(Herman Grimm)的《拉斐尔传》(注:赫尔曼·格里姆(1828-1901),德国文学史家和艺术史家,有多种文学家和艺术家传记传世,如《米开朗琪罗传》(1860-1863)、《歌德传》(1877),以及这里提到的《拉斐尔传》(1872)等。他还是德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散文家。——译者注。)那里就已经基本清楚了。尧斯即属于此一效果史系列。

      杜特:然而他还是以一个接近于布拉格学派的理论成果而丰富了该系列……

      伽达默尔:……不用说就是结构主义一类的成果啦。当然,我不想否认所谓接受美学成果的价值——既不否认其历史学成果的价值,也不否认其方法论成果的价值,这就是说,不否认其关于研究过程要标准化的建议。不过要说这一切与我有关,则不够准确。谁要是真正地读过我,谁就会对我的著作产生不同于尧斯那样的兴趣。我可以肯定这一点。而且实际上情况早就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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