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评论界早已注意到了十七年的许多诗在艺术上的失败。而失败的重要原因，在我看来是缺乏“诗”的结构，亦即缺乏与诗的体式相吻合的能够承载“诗”的内容的艺术结构。 诗的成败主要不在于表现了什么和不表现什么（十七年诗的失败主要是在于它太计较表现什么，多数时候是只看重表现什么），而在于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去表现，在于是否以成功的组织方式释放并框定了诗人对生活的认知，并通过这种组织方式去激活后人的接受灵感，以达到对上代人留在诗中的情感与思想的认读。这就是结构的功能。 十七年的主流诗歌恰恰是丧失了这种功能。我们今天在读到的大量的当时的诗歌中，很难遇到因出色的结构运作而引发出的阅读快感。我们通常能够看到的是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与在小说、散文或戏剧中见到的并无二致。这就是说，当时的诗人在对结构的认识与运用上与小说家们没有差异，这便是诗人遗失了“诗”的根本原因。古人将文学创作分为诗、文两大类，这两大类在构思上有很大不同。如果说“文”（含散文、小说等）因更注重外在描述而倾向于大众化的话，那么“诗”则因更注重内情展示而带有精英化色彩。表现在结构上，它更需要有化博为精、化散为聚、引浅入深的功能。一个小说家可以引导他的人物作一次长时间的旅行，一个散文家也可以作一次长距离的放足，但一个诗人只能将“距离”截断，在戛然而止中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顿悟。因为“人们要求的是在极短的时间里突然领悟那更高、更富哲学意味、更普遍的某个真理。”（郑敏语）这“某个真理”是诗人经过长时间的人生体验所获得的灵动一闪。它往往带有稍纵即逝的特点。而它要想以诗的方式得到永恒。最可靠的途径是获得一个有生命的依附体。这个依附体就是“结构”。如果说通过对某种生活的流程或情节的叙述即能完成一篇（部）“文”的结构的话，那么对于“诗”的处理就没法来得这么干脆。它的结构的背后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与把握，而其本身则又是对于生活与诗人情愫的一种意义的安排。结构不构成诗的内容，但“内容”必须有效地弥散在结构的逻辑组织里才有意义。一个诗人在长期的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与丰富的人生体验，但要把它们变为“诗”的内容还必须经过一次诗艺的催化。这需要一个或短暂或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受到难以名状的煎熬。当那些无序的素材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呈现于某种逻辑的安排里而变得有序时，结构就诞生了，素材便活了，诗人也便解脱了。因此，结构不是一个外在于内容的皮囊，而是化入内容之中的诗的灵魂。结构既不属于内容，也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形式的范畴。它是超乎“内容”和“形式”之外，又使得“内容”与“形式”弥散于其中并显示其各自价值与意义的特殊存在。 结构的诞生是创作的关键。 二 结构的诞生是一个惨淡经营的过程。诗人积累的良好素材如果找不到一个好的结构形式，就不会写出一首好诗。十七年诗的观念恰恰相反。它看重的只是题材本身（表现什么），以为只要正确地表现了什么，一首诗就完事儿了，结构自然地就存在于诗中了。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因了这种误解而使当时的诗坛造就了轰轰烈烈的创作局面与成千上万的“诗人”。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那个局面与那些“诗人”其实极大程度上与诗无关。因为其多数“诗”作放逐了诗的结构，而放逐了结构也就放逐了诗。 十七年诗歌风范是在吸收以北方民族为主的中国民间文艺营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风范表现在结构上，就是以逐渐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政治道德体系为指针，按规定的政治思路和人们熟知的政治道德风范或客观事物发展与事态演进的外在逻辑为线索，安置素材，构架作品。这是一种最讨巧的“结构”。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具备这种素质。因此，建国后十七年（还有文革开始后的10余年），最便宜的是诗人，最好作的是诗歌。“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大爆炸和诗人大出笼几将这个命题敲定为真理。十七年诗的这种结构思维实质上是一种机械的构思模板，任何题材、任何内容的“诗歌”都可以塞进模板中“克隆”出来。因此，战争回忆诗、抗美援朝诗、农业合作化运动诗、工业建设诗……，出笼后都是一个色调。它无须创造，也无能创造。 真理是大众的，而对于创作某首诗的某个诗人来说，它又必须是“某个”的。因此，诗人必须表现“某个真理”。要恰到好处地表现这“某个真理”，就必须寻找“某个结构”，因而这个结构对表现某个“真理”具有惟一性。十年诗歌的结构是万能的，诗人所表现的“真理”也货真价实的是大众的。它抽掉了诗的结构的惟一性与所表现真理的“某个性”（特殊性），而使诗成为一种不折不扣地流行色。每一个政治运动的出场，必将引出大量以此为主题的诗章。这些诗章不是经过诗人的情感的过滤和诗艺的发酵，而只是一味地跟着时代的感觉走。对于某个群体或群体中的个体的描写，也无需进行独特的思考与艺术的把握，只需取政治集团的定义或公众的普遍认知即可。如汗牛充栋的工业诗和农业诗对工人和农民的抒写，依据的就只是“工农联盟为主体”的政治内涵。诗人们以此为构思的模本，填进去工人和农民的工作流程及衣着打扮，喊几句他们伟大“我”渺小的话语，一首诗就制作完毕。而事实上，工人或农民可以有无数种写法。作为物象或典型，其含纳的意义可能有多种指向性，靠着诗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寻找到的独具的艺术结构，完全可以写出多个各具韵味的“这一个”。“森林诗人”傅仇写了许多赞美伐木工人的诗篇。伐木工人是劳动人民，应当歌颂。但并不是他们的每一次劳动都能带来正面价值。如果站在1998年“三江抗洪”的视角上看，他们的不少劳作却可能成了“恶”的象征。那种由生活表象出发进入到对哲理和理想的阐释的能力是诗人应该具备的素质。坦率地说，十七年的许多诗歌作者不具备这些素质。他们的思维是惰性的，而通过这种惰性又在诗歌中复制出众多的有惰性思维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