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得里亚德基于他的后现代主义立场，对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展开激烈的批判。这种立场其实并不独特，事实上，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都持这种立场，例如，查尔斯·纽曼早在1985年对后现代主义下的积极定义就指出：“‘后现代主义’蕴含一种对经过电子技术的渗透而在战后美国达到顶峰的原子化的、麻木冷淡的大众文化的理性抨击。”〔11〕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些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阿德尔诺和本雅明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后现代主义者，充满了对高科技社会的激进批判，对于他们来说：“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在英雄消遁的前提下发起的一场对盲目革新的信息社会的非历史主义的反叛。”（查尔斯·纽曼语）这一点似乎令人难以理解，西方的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似乎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就持怀疑态度。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早年的浪漫派诗人和艺术家，以及后来的现代主义者，甚至像伽达默尔这种写作《真理与方法》宏篇巨制的思想家，也说道：“科学家应该凭良知对他们自身的局限性有足够的认识。”对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或科学至上主义？）的怀疑不过是西方惯有的一种人文传统而已，对于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来说，科学技术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当然谈不上过剩，也谈不上对人和社会的直接压迫。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却使中国社会以较快的速度享用西方高新技术的成果，在基础科学和研究探索领域谈不上与西方先进成果接轨，但在消费领域却是越来越趋向于同步。没有人否认中国还相当落后，大多数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但人们也难以否认也有不少人已经提前进入小康，还有一些人已经奔向大康。在消费领域超前接触西方输入的高新技术，这并不是对中国当今社会夸大其辞的描述。在中国数个发达的大城市里，高新技术对人的生活的影响，也许并不输于西方发达国家多少。因此，如果说鲍得里亚德是在把高新技术作为现实仿真化的主导因素，那么，这用于理解中国社会现实（当然是指超前进入现代化的那些社会状况）在高新技术影响下的某种生活现实，也未尝不可。 但中国的情形显然不能等同于西方，也不是强行要与西方作同步对比。它的特殊性显而易见，但我不是一个东方中国“特殊论者”，我决不漠视那些特殊性，但也不把这些特殊性看成是寻求理论对话的绝对鸿沟〔12〕。在我看来，特殊性并不是与普遍性绝对对立的，恰恰相反，特殊性是对普遍性的丰富和发展。在这里，我以为鲍得里亚德的观点对我们颇有启发性，只不过以“仿真”的概念来理解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或中国文学时，需要考虑的是更加复杂的历史情势，而不是单纯从唯科学主义的角度。而是在科学、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边作用中，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特别是“现实”本身的虚构化，审美幻象化，或者说“仿真化”。 九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神奇的时代，一方面是平庸，刻骨的平庸；另一方面却是奇迹迭出，到处是突飞猛进的景观。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势头最强劲的国家，中国正在给疲惫的二十世纪末注入兴奋剂。世界关于中国的想象，中国关于自身的想象正在迅速展开。按照鲍得里亚德的观点，“城市现在不再是政治—工业中心，而是符号的领地，是媒体和代码的领地”。就算中国的城市打些折扣，依然是政治的中心，但也不可避免是政治与符号相混淆的领地。正由于这种特殊性，中国社会现实的符号化更具有“仿真”或“幻象化”的特点。中国在九十年代快速城市化和消费化，使得中国的城市也迅速进入文化幻象的时代。光怪陆离的写字楼，大型现代化商场，广告，休闲读物，周末版报纸，滚动式的电视节目，卡拉OK，点歌，体育竞赛，时装以及多媒体电脑的日益普及……等等，城市生活已经完全为符号和幻象所重新结构编码。例如，中国的数个大城市的空间已经迅速审美幻想化了，过去不过是用于居住和工作的空间，完全按照实用的目的建立起来的空间，现在却是为各种现代化的新型建筑材料所重新编码，特别是玻璃钢的广泛运用，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发达地区正在构筑一些超级的幻象空间。这些空间与那些低矮的平房、粗陋的阁楼、混乱的工棚等等相得益彰，使得相互间都失去了实在的真实性，如同电影的布景和道具一样似是而非。它们并不仅仅是物理时空的意义上重建中国城市，而且以中国最新、亚洲最高、世界最大……等宏伟叙事，使这些空间打上奇特的关于中国，中国关于自身的二十一世纪的想象。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事例而已。事实上，外部世界的图景、信息和节奏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切必然要反映在文学上。尽管从八十年代末以来，人们就在慨叹文化步入低谷，文学委靡不振，但文学和文化的各项实践都在毫无节制的展开，足够丰富的事实和现实场景表明文化并没有溃败，相反却在蓬勃发展，只不过是以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意识形态文化或经典文化生产的方式在扩展。人们有理由抱怨精英文化陷入困境，也可以理直气壮指责文化工业的粗制滥造，但不能不认识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正在以不可抗拒的方式推进文化和文学的生产。商业主义文化霸权正在把触角伸向各个领域，人们不是一直在慨叹传统文化霸权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过于狭窄吗？现在，商业主义以它混乱不堪而又生机勃勃的姿态打开历史之门（感官的、愉悦的、狂欢的？）。 尽管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不能和西方作简单的比拟，但“仿真”这一历史特征却不难从当今中国的现实和文化生产实践中看出。由于当代中国相当复杂的现实情境，也就是说，政治、经济与文化总是处在多边作用的结构关系中，在这些关系中决定了当代文化生产的特殊方式。一个在文化生产方面最大矛盾在于，同时代的人们在精神上和文化上并不是同代人，人们在说根本不同的语言，一些占主导地位的霸权话语生产了一系列的超级能指，却始终无法表达真正给出所指。大量的无所指的能指超量复制，这是使现实符号化的最大根源。现实本身被遮蔽和遗忘了，人们不需要现实，也无法真实地把握现实，人们都满足于生产能指，人们以为有了能指就能重建现实。但事实是，人们重建了庞大的符号化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