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制度的更迭，时代的推移，文学的流变，在中国犹如万花筒。现在，20世纪快要结束，20世纪中国文学，包括它的创作和它的理论，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本”，为对它作整体思考的论者提供一个“存在”，一个“实事”了。 “面对实事本身！”是由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的座右铭。这个座右铭旨在排斥任何间接的中介而直接把握事实本身。它的最确切的注解，是《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1913）的出版预告和创刊号卷首所提出的“共同信念”这样一段话上：“只有通过向直观的原本源泉以及在此源泉中汲取的本质洞察的回复，哲学的伟大传统才能根据概念和问题而得到运用，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概念才能得到直观的澄清，问题才能在直观的基础上得到新的提出，尔后也才能得到原则上的解决。”〔1〕 其实，这是确立客观存在的“实事”“现象”——不作任何判断的“原本源泉”的实事和现象——的权威。这一权威的公正是无可争议的。这是极端理想型的把握世界、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但是，“直观原本源泉”并从中“汲取的本质洞察”获得的“概念和问题”，却是因人而异的，现象学的直观只是其中一种，并不能因此而建立独断的专横的“霸权话语”，从而获得“话语领导权”。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任何企图操纵“话语领导权”的做法，都是反科学的，因而也是不足取的。一切正常的学派，都是自信的、尊严的、平等的，既能坚持己见，又能虚怀若谷：可证伪。 面对20世纪文学现象，思考20世纪文学思潮，可以发现，现成的论断（概念与问题）与实际的创作与理论，常常脱节，使理论陷入尴尬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现实主义”能否涵盖20世纪文学“主潮”，就是典型一例。这一论断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一位论者写道：“独尊现实主义和确保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是中国文学至今没变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诸如（指新时期）‘改革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新小说’等非现实主义的创作都被贴上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标签，现实主义文学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普泛体系。”〔2 〕另有论者从茅盾《夜读偶记》提出当代中国文学（不止当代）有一种“现实主义情结”；还有论者干脆提出“告别现实主义”、“打破现实主义神话”〔3〕。应该说，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 存在着现实主义这样一股思潮，从“五四”时期到新时期乃至90年代。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反感，并不是对文学创作中这股潮流的反感，实际上，人们对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作品不但不反感，相反，还是赞赏的。人们的反感，是针对提倡现实主义的论者那种背离学术平等，背离话语平等，独霸“概念权力”，将学术争鸣置于非学理层面的“独尊”和“确保”。 现象学体系是个无底洞，深不可测。本文只是借助其方法论的一点皮毛，用以整体感悟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精神并“直观”之。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从改良文学起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派政治改良失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开创文学救国（宣传改良主义理想）的道路。梁启超尤其推崇小说，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堪称改良文学奠基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这部小说中，启蒙主义明白无误的动机，同浪漫主义主观激昂的创作方法，就是如影随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此，启蒙与浪漫，这个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宿命，就相伴相随，时现时隐，又时隐时现，从改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创作方法（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又到新时期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复苏，一直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过程。 启蒙浪漫主义，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在这股文学思潮中，主观色彩很强的浪漫主义，是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功利性很强的启蒙主义的。启蒙要求制约着浪漫主义的主观想象，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显出既承继西方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鼎盛期浪漫主义因子，又与之截然不同的独特性。 转型期中国文学的宿命探索与追求的双人舞 苦难，是近几百年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变法维新，尽管失败，毕竟带来20世纪熹微的晨光。此后，1911年辛亥革命形式上结束帝制，1919年“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为民族刻下精神皈依的“情结”，1949年新中国诞生使民族独立于世界之林。这一切，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从古代向现代的社会转型。 无论西方东方，社会转型期总是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转型，结束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帝制，而帝制的鬼影在整个20世纪当中，时时窥测风向，借尸还魂，危机更加深重。但是，任何危机都预示着转机，激发着生机，“五四”、抗战、新中国成立、四人帮粉碎，中华民族的精神解放和生命活力，曾一次又一次得以勃发。但很遗憾，这些勃发又一次再一次遭受精神挫折，生命复归于萎顿。20世纪中国时代进程、民族生命历程，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者，一次又一次地思考再思考，探索再探索，追求又追求。探索与追求，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者，中国文学作家、批评家的宿命。犹如鲁迅笔下的那个“过客”。在现代转型没有完成之前，这种探索和追求，将一直延续到21世纪。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格外艰难的。20世纪眼看就要结束，而转型期并未结束，在一个“扶贫”面积还如此广大的国度，现代化仍然是一个漫长的梦。“直观”这种现状，20世纪整个世纪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本”，又是中国文学转型期的“文本”，这个“文本”的总体特征是：过渡性、过程性和未完成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