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士历来有“游”的传统。或作逍遥之游，或为入世之游；或游于学，或游于艺；或浮游浪游漫游，或宦游周游巡游。“游”是飘移而暂无归依之时间空间过程，也总有和一时一地的古之驿站或今之酒店相关的羁旅之所出现。“驿站”于中国历史不无人文意蕴，近代亦然。 若是论及香港近现代文化史，论及香港与内地的文化关联，不难发现，内地许多文化名流和文学大师的生活、创作及文化活动，都同香港发生过密切关系。香港以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地理位置，成为他们心路历程中的一个驿站，一个羁旅之所，一个难免途经而奔赴新目标的中转地。香港的码头、机场、车站、客栈、街衢，闪动过无数学人、文艺家的身影。香港仔的山坡有幸，让“五四”元老蔡元培静卧其间；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伴着风声雨声，响过鲁迅南来呐喊的声音；太子道那座面对“火焰山”的寓所，还记得茅盾在此挥洒热汗奋笔疾书；利源东街的贫民窟里，邹韬奋彻夜劳神迎接着东方泛出的鱼肚白；从罗便臣道到香港大学太古堂的半山区蹊径上，叠印过许地山深深浅浅的足迹；浅水湾海边的幽幽斜坡，留下萧红的骨灰一半；奥卑利街那堵斑驳的大墙之内，有戴望舒在阴湿的窄笼中的“题壁”（注：即戴望舒著名诗篇《狱中题壁》， 作于1942年4月27日。）绝唱……香港曾以悲辛之笔记载着沧桑烟云、世态炎凉，却也因“文化驿站”的兴盛而屡见文星汇聚、文迹激荡。今人寻踪认往以化作历史的叮咛，该是研究近代香港与内地关系不可忽视的方面。 先从时段上看，“文化驿站”现象在如次历时性阶段上相当突出： 一是清末民初。1840年鸦片战争后，香港遂成为内地人对外联系的重要通道。中国人自己主办的近代报刊，最早是到香港办的。曾任清廷驻美、驻秘鲁大使的伍廷芳，于1858年在港创办《中外新报》，设有“京报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及船期、行情诸栏目，以沟通中外消息；曾参与洋务派外交活动的陈霭亭，于1864年在港创办《华字日报》，亦取分类纪事的编采方法；作为第一份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利用来传播其思想的《循环日报》，1874年1月5日问世于香港，主编人王韬系极力主张政治改良的知识分子，遭官方缉捕而逃亡香岛，以此为驿站居留了二十三年，利用报纸宣传变法，力主废除八股科举，写有以《变法》、《变法自强》、《重民》、《尚简》等为题的大量政论文章，成为知名一时的“新党”，并帮助过孙中山先生。孙中山从香港小小一间皇仁中学走出，复毕业于港大前身的香港西医学院。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无疑起源于香港，在港大的一次演讲中曾说：“香山、香港相距仅50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仍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有八次起义酝酿于香港，于他而言，不啻是人生、是文化、也是革命的驿站了。 二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波及香港甚晚。应当说，1922年的香港海员罢工和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显示了“五四”精神对香港的影响力；不过，当初在思想文化方面，“五四”之感召力仍较有限。思想文化的新启蒙，依然由南来的文化名流担当。鲁迅1927年的赴港讲演，胡适1935年的南游讲学，许地山1935年起任教港大，邹韬奋、胡愈之1936年到港创办《生活日报》，加上一批在内地接受“五四”新文化精神洗礼的进步知识青年（如李林风、陈灵谷、黄谷柳、杜埃等等）陆续返港或南来，都驾新思想之风，挟新文化之电，为沉闷的文教领域带来清爽之气。这一时期，南来的文化人仅作或短或长的羁旅，亦三三两两未成群集，然而如鲁迅等人所留下的足迹与声响，恰似火种播撒香岛，其意义是深远的。 三是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7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同年11月的上海沦陷和翌年10月的广州陷落，使内地大批爱国的文化人以“避难”的方式先后来到香港权作“驿站”之居。这大批文化人中，著名的有：蔡元培、茅盾、萨空了、陶行知、金仲华、乔冠华、刘思慕、欧阳予倩、蔡楚生、楼适夷、叶灵凤、戴望舒、施蛰存、徐迟、萧乾、杨刚、简又文、陆丹林、周鲸文、萧红、端木蕻良等等。1941年皖南事变后，除范长江、茅盾再度南来外，尚有柳亚子、夏衍、胡绳、胡风、戈宝权、宋之的、章泯、于伶、叶以群、巴人等等来港居留。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将香港作为避难的洞天福地，而是在特殊的环境和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和扩大抗日救国的文化宣传活动，在既是“驿站”更是“阵地”上作韧性的坚持。他们的救亡爱国言行受到了香港全社会的尊敬。蔡元培1940年病故于港，有万余人公祭；许地山1941年猝殁于港，所有的学校商店降半旗致哀，港九钟楼亦响钟悲鸣，均系近代文化史上空前的壮举。及至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多达近三百名的爱国文化人士，在东江纵队的掩护下撤离香港此一驿站，辗转到了内地新的岗位，继续切入时世疽疣而悲发忧怀。 四是香港重光至新中国建立之初。1945年8月抗战胜利， 香港重光。不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由于国民党当局加紧对进步民主文化人士之政治迫害，又有大批文化名流从上海、广州来到香港。除茅盾、胡风、夏衍、柳亚子等重游旅次，又有郭沫若、叶圣陶、冯乃超、林默涵、周而复、邵荃麟、洪深、郑振铎、周立波、葛琴、钟敬文、聂绀弩、柯灵、瞿白音、黄药眠、秦牧、邹荻帆、宋云彬、臧克家、力扬、吕剑等等来此云集。由于他们的努力，香港再次成为南中国文化／文学的一个重镇。仅以1948年为例，在全中国创刊的29份文学期刊中，香港出版的就占了6 份（注：参见张静庐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篇》下卷第570—571页，中华书局版。），《野草》和《文艺生活》还发行到南洋各地。1949年时局丕变，居留香港的大批左翼文化人和作家纷纷北上，出席新中国第一届文代会并参与内地新文化建设；香港此时一度出现的文化／文学的真空，则由另一批同新中国存有观念距离的文人南下填补。除极少数顽固者外，大多数人抱着既甘又不甘的心态，“移民”于此一“驿站”。在无奈也无可选择的情境下，更因以“反共”宣传为主的“绿背文化”（注：“绿背文化”又称美元文化，“绿背”即美元。）之阴影无处不在，为数相当多的居港文化人甘愿做政治传声筒，诚如老作家刘以鬯指出：“‘绿背’已经成为吸铁石，作家们像小铁钉子般被吸了过去。政治不断蚕食文学，文学变成政治的一部分了。”“在这种情形下，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不容易出现的。在‘绿背’浪潮的冲击下，作家们不但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失去创作的冲动，写出来的作品，多数因过分重视思想性而缺乏艺术魅力。”（注：刘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香港文学》1985年6月号。）自然， 在此一时期此一驿站上，各派文人之间的宣传争斗不曾停息且深深影响着香港地区五六十年代的文化进程。从历史看，上述文化局面要得以根本改观，则有赖于文化人的反思，有赖于对香港的归属感和从历史、地理、文化以至政治、社会对祖国大陆的体认，藉以调整自己的文化身分与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