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实主义，一直有话想说，不知从何说起。近读童庆炳、陶东风所作《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载于《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以下简称《缺失》），觉得有了一根拐棍。拐棍也者，借此说开去的由头而已。从根本上说，即对于所涉及的那个现象，我也认为有“再评价”的必要。而在从什么角度和如何进行评价上，看法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关于“现实主义冲击波”引发的讨论 我在这里使用“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个词语，是作为一个代码，而不是作为一个外延有界定、内涵有实指的概念。这个词语从来就没有成为这样一种概念。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相近的词语，包括“回潮”、“新浪潮”、“回归”，也包括《缺失》所用的“新现实主义”。这些词语的使用者都自称与“冲击波”有着内涵和外延上的差别，但它们自身其实也还没有真正成为有定义的概念。我说的“代码”，就是把它们全都包括在内。 我想这个事件其实是批评家们弄出来的。当然，按批评家的说法，是出现了这样一些作品，引起了关注，然后由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归纳，从而引起了更大的关注。但是在我看来，如果只有这些作品，没有他们的归纳，成不了这个事儿。而他们的归纳，并不是建立在认真和正确地解读这些作品的基础之上，除了一些有意无意的误读，还有不少作品中并不存在的东西——我称之为“预支”和“透支”，以及作品中本来有，但被批评家视而不见的东西，即被批评家截留“坐支”了。经过这样一番预支、透支和坐支，批评家归纳出来的东西，就与他们据以作出这个归纳的作品（更不要说作家），出现了较远乃至甚远的距离。他们最初的想法，可能确由这些作品引起，但在进行归纳时，却加进了他们自己的东西。针对同一批作品，为什么会出现好几种归纳性词语？除了不同的解读，恐怕也与不同的批评家加进去的东西不同有关。其实谁都能看出来，“冲击波”一类说法都带有明显的引导性，也就是说是在倡导某些东西。这原倒也无可非议。但有一条必须牢记：它归纳的只是那些作品的某个局部，有时还是被有意无意误读了的局部，所以万万不可再反过来用这个归纳去认识相关的作品和作家，以为它们和他们就是被归纳的那个样子。 与“现实主义冲击波”相关的，还有一个“三驾马车”的说法，也需要略作辨析。 “三驾马车”语出何典，我一无所知；只知它指的是我们河北的三位作家：谈歌、何申、关仁山。以我的看法，这是三位很不相同的作家，彼此差异很大的作家，通常情况下很难放在一起来谈论的作家。然而他们还是被捆在一起了。把他们捆在一起的那根绳子，就是“现实主义冲击波”。一张国家级专业大报的头版上，出现了这类大字标题：三驾马车带动河北文坛前进。也是我闲的，写了篇千字文，叫《莫名其妙》，表示了一点异议。不料过了一阵，我突然发现自己已被一些想把“三驾马车”灭掉的人引为同道，说“陈冲是否定三驾马车的”。这就更加莫名其妙了。但怪也有怪的缘故。若让我自己做个精确的表述，我的确是否定“三驾马车”的，但仅限于这个不知语出何典的提法；而对于这三位作家中的每一位，我都是充分肯定的，虽然细论起来，各有千秋之外，或还略有高低之分。前提是：分开看。硬要捆在一起对待，那就什么都讲不清楚。 逻辑很简单：“三驾马车”这个词语，是另一词语“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派生物。后者的归纳只是选取了这三位作家的部分作品中对它有用的那部分，而且中间还有预支、透支、坐支和误读。如果有哪位批评家肯给他们三位每人写一篇作家论，那当然功德无量，人们自会看出他们各自的价值和彼此的不同。不过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则容易得多：你只要读一读关仁山在被捆进去之前所写的《红旱船》，读一读谈歌在被捆进去之后所写的一些笔记小说和《短篇二题》，便可一目了然。 上述两个关键词语辨析完毕，可以进一步考察由此引发的讨论了。 与过去的所谓“现实主义大讨论”相比，这一回的不够大，且短命。但过去的大，其实是运动。运动了一回又一回，越弄越糊涂。现实主义毕竟是个文学命题，运动里也就用开了文学词语，可是文学词语又和运动有矛盾，结果自然是更有力量的运动把文学词语搞得一塌糊涂，然后再用这一塌糊涂的词语搞运动。偶尔也有不了了之的时候，但多数时候都有结论。一塌糊涂的词语虽然搞不清文学问题，结论却由非文学的范畴来做，并不妨碍结论的产生。不过既然这结论是非文学的，不必再经过什么讨论，过段时间它自己就失效了，因而下一次“大讨论”时，一切又从头开始。把建国以来几次大讨论鸟瞰一遍，就会发现每次讨论的实质上都是那几个问题，而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得到过真正的解决。这回的讨论情势上有所不同，即不像以往那样的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而是有兴趣的一拥而上，很快就把那些从来没有解决过的老问题全翻腾出来了。三下五除二，连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范畴的概念都成了问题——是创作方法？文学流派？是一种“精神”？一种意识形态表达？一种“主义”？什么是它的哲学基础？或它为什么要有哲学基础？于是又一哄而散。这个讨论其实也是“冲击波”的派生物，而“冲击波”本是想轻轻松松做一点倡导，并没打算费这么大的笨脑筋，因此这个讨论到这儿也就终结了。 我想，对于现实主义，我们中国人其实从来还没有自个儿好好地把它研究过。 正如《缺失》的表述所显示，一提现实主义，马上就想到恩格斯。这当然没错。可恩格斯毕竟不以文学理论为主业，他的有关经典论述，有好几封著名的书信。但他关于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和把握的，于是就得有别人来“阐释”。事实上，现实主义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就是拄着苏联拐棍开始认识它的。具体讲，就是这个现实主义，不是由现实主义理论家，而是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家给我们阐释的。它本身就是一团乱麻。不过其中有一条精髓，至少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样一幅图景：一些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品，例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作品，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作品，但写出这些作品的作家，却没有进步的思想，例如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是反动的，巴尔扎克则是政治上的保皇党；他们之所以还能写出进步的作品，是因为他们的现实主义精神“战胜”了他们的反动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我的这个印象也许有些误解的成分。但应该承认，这种说法本身还是相当自洽的，好像真是那么回事儿。其实我们很该琢磨琢磨，这样一种思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累赘不累赘？累人不累人？一个毕生著作极丰的作家，如果时时处在一种自己跟自己“对着干”、这一半要战胜那一半，而且一回也不能是那一半战胜这一半的精神心理状态下，他能写得下去吗？能活得下去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浪漫主义作家如雨果，作品同样发挥了巨大的进步作用，而他的世界观如何，政治立场又如何，几乎很少受到注意，原因无非是用不着以此论证浪漫主义精神“战胜”了什么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