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昔日十分雄辩的文学批评突然之间似乎患了“失语症”。众多的批评家则在一种既留恋又无奈的心情中寂寞地自言自语，聊以自慰，不复他想，当然也就被时代的大潮挤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不过，也有不甘寂寞尽力由边缘向社会的话语中心突进者，这就是八十年代后期已经崭露头角九十年代走向辉煌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从事这种批评的大都是栖身学院的才子，他们以其炫人的才智、所向披靡的雄辩，再加上对新闻炒作等信息社会现代手段的娴熟运用，居然在评坛的众声失语中聚集起一角声势颇为不弱的“后现代”喧哗，为整体萧条的批评界添上了一道独秀的风景。所谓“后学”已经成为九十年代审美文化的一门显学，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而后现代主义批评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由制造热门话题者变成人们众议纷纭的热门话题。 一、异域渊源与本土先锋 后现代主义是本世纪六十年代初兴起于西方的一种文化思潮，它的产生正如它的前身现代主义一样与西方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如果说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风靡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是西方社会机械文明的产物，反映的主题是人与机械对立中的异化与孤独，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西方社会全面进入信息时代的产物，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电脑和数据库的广泛运用，影像技术的高度发达以及影视文化成为当前文化事业的霸主，人类的心理机制与行为模式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生命的意义与本文的深度同时消失，知识的可靠性与合法性都成了疑问，现代主义英雄们的激情与悲壮已悄然退去，消费意识的无孔不入则不仅使自然而且使得人类的意识领域也日益商品化。所以，贝尔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文化言路的断裂，话语沟通和制约的无效，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渎神与信仰悼亡。利奥塔指出后现代文化的出现标志着对一种永恒的幻象的承诺的失效，它的根本特征是对“元叙事’的怀疑与否定，詹姆逊则从物化的角度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它的特征是文化的平面感与零散化，是对现代主义深度模式的反叛。 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传入中国，人们不会忘记1985年9月至12月美国杜克大学詹姆逊教授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讲学。这位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大师着重讲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商品化”的整体特征，人们生活在无边无际的由商品化了的广告、电视、录像、电影所构成的形象的汪洋大海之中，生活无可逃避地成了这些形象的模仿与复制。次年，詹姆逊的演讲稿由唐小兵翻译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次完整地翻译与介绍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代表著作，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出版，诸如多中心、平面感、零散化、类像、消解深度模式、复制、反叙述这些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话语开始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界流行开来。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王宁、王一川、王岳川、陈晓明、张颐武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将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推向高潮。他们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优势大力译介后现代主义理论著作，另一方面，这些年青学者还特别关注国内文化与文学的现状，并且运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与思维对国内文化文学现象进行透视，对当前文学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具体文本进行分析。由于后现代主义话语方式本身的新颖性，再加上这些青年学者大都是名牌学府的青年学术骨干，对学术界的新生代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自己也十分勤奋地活跃在全国各大报刊上，或声气相通，或问难辩驳，造成一股相当大的声势。于是，后现代主义终于在中国的当代审美文化思潮与文化文学批评中建立起自己的大本营。1993年12月3日，陈晓明、张颐武、刘康、王一川、孙津在北京大学相聚座谈，座谈内容围绕着后现代在中国本土的现实依据、它的本土特征以及面对文化现状批评家所采取的后现代策略等问题进行，座谈纪要稍后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批评家俱乐部”专栏里，可以视为声势壮大起来的中国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一份姗姗来迟的理论宣言。 从学理渊源来看，中国的后现代批评家似乎各有师门。陈晓明服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他曾称“解构主义这种带有法国雅各宾派传统的思想恐怖主义，几乎和我一拍即合；行使暴力的蛮横无礼与走向从容启示的思想自由，在解构主义（及其后结构主义）这里达到天衣无缝的统一，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慰籍。”（注：陈晓明：《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所以，他对朋友称他是“理论的猎奇者、冒险家和偏执狂”不无得意。不过，陈晓明应该说是后现代批评群体中比较具有理论大气的学者，他的充满激情的雄辩、构架体系的精明、宏阔的理论视野、对后现代话语操作的娴熟以及对当前先锋派作家推崇的热烈，都显示出他在中国后现代批评阵营中一个旗手的重要位置。张颐武可算是后现代批评阵营中的急先锋，他最早是从詹姆逊的北大演讲中接触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九十年代初期又投向赛伊德的后殖民主义学说，提出所谓“第三世界文学”，在后现代批评家中，张颐武是善于发现也善于制造文坛热点者，他曾引用罗兰·巴特的话称自己的文章就是炸弹，其言不虚。王宁最初是以弗洛伊德主义的介绍与研究闻名学界的，所以他在转向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时比较注重把握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区别与对立。他在荷兰访学时受到佛克玛观点的影响，相信后现代主义乃是西方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特定文化和文学现象，它只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并有着丰厚的现代主义文化土壤的地区。根据这种观点，王宁一方面能够敏感地捕捉到当代中国先锋文学中已经出现了的后现代性，另一方面又能比较清醒地意识到在只出现过一些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却根本缺乏这种文化土壤和社会条件的中国，则不可能出现一场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少数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先锋作家的实验探索，也许只能在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圈子内产生有限的轰动效应，但却终究不能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所以，比较而言，王宁可说是后现代批评阵营中的温和派。王一川对西方当代语言论美学有深湛的研究，依此为据点而进入后现代批评话语，对赛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有所涉猎，尤其是运用后殖民理论话语对通常被视为中国后现代文化表征的张艺谋等新潮影视的评论，颇有见地。不过，王一川在后现代批评阵营里给自己的定位是作为一个话语浪人、话语漂泊者，边走边看，评评点点，不把自己局限在一种话语模式之中，显示出一个比较成熟的学人所应有的学术独立品格。王岳川是最早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