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苏步青效应”说起 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教授在接见自己的弟子时说：“我已经培养出你们这一代数学家，你们超过了我；而你们还没有培养出超过你们的数学家，这一点你们还不如我。”因此，科学界把“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的教育现象，称为“苏步青效应”。一个国家只有拥有“苏步青效应”系数较高的科学家群落，才能形成培育诺贝尔人才的“温床”，进而把这些人才推到世界科学的最前沿[1]。 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2]。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本是人才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为什么苏步青教授的弟子却没有培养出超过自己的数学家呢？无论从内因来分析成才的动力，还是从外因来分析成才的压力，都值得我们深思。从内因来说，要成为顶天立地的科学家，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要“安贫乐道”，心甘情愿“坐冷板凳”，要有敬业、创业的奉献精神。从外因来说，社会分配不公的冲击波对科学家的成长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出国潮、下海风、官本位、炒股热，导致做学问的人心态不平衡。有些人刚在科学研究上崭露头角，就被“提拔重用”，担任烦琐的行政工作，在科学的道路上半途而废。 爱因斯坦拒绝以色列总统的职务，说自己“只适合于从事与物理学有关的事情”。谁也不能说他无知，但他天真。这种天真事实上是一种诚实。诚实最接近于天真。[3]在“官本位”体制下，以为把教授、科学家不适当地“提拔”到院长、校长、部长、市长的“宝座”，表面上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实往往是用人所短，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只有那些在科学上前途不大、后劲不足的学者去改行做“公仆”（必须是真正的“公仆”而非“主公”），做“后勤部长”，才是明智的选择。“爱因斯坦们”是不应当改行的。 英国哲学家培根(Bacon,Francis,1561～1626)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他在《科学推进论》第1卷中，重点论述了知识的价值。他认为当时蔑视知识的社会风气是愚昧的，同时说明了知识与宗教信仰、政治、人性的关系。他大声疾呼提倡新方法，使人类籍此树立起驾驭自然的合法权力。 知识就是力量；但是，知识并不等于力量。知识蕴含着力量，一旦爆发出来，能够呼风唤雨，推山倒海。知识成了力量有个转换过程。知识分子善于把知识深化，但不善于把知识转化为力量。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却没有力量。他们既无政治权力，又无经济实力。 二、知识，为什么没有力量？ 按理说，经济学家满腹经纶，总该是知识的化身了吧！可是，“我们的多数经济学家，在纸上纵马驰骋之时游刃有余，而一将理论用之于实践则一触即溃，凡‘下海’者大多铩羽而归，偏偏是哪些未入流的准文盲在商海中如鱼得水。”[4]因此，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力量，要从知识分子自身找出原因。本来总说知识分子“清贫”、“清闲”、“清高”，现在看来也并不“清高”。知识分子的“知识”往往令人生疑。大街小巷有不少“假冒伪劣”产品，我们的书报杂志上也有不少假话、大话、空话。时下，知识贬值很厉害，为了评职称而东拼西凑的“成果”实在不少。号称经济学家而确有真知灼见和独特理论的为数甚少。不要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们无缘，就是国内获大奖的，也很少有突出贡献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有恩格尔定律、格来兴定律、洛伦茨曲线、菲利普斯曲线、蛛网理论、加速理论、创新理论、基尼系数、消费函数、储蓄函数、需求函数、供给函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希克斯—汉森模型等。西方经济学家不断推动经济理论创新，有的还充当政府或企业经济顾问，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进步。反观我们的经济学界，“这一张张令人眼花缭乱、以‘对策’、‘建议’名目出现的药方，大多数都是开给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承包制、股份制、破产兼并、现代企业制度，等等，现在又冒出了一个‘托管’的构想。……这些开药方者中有不少人甚至对企业走马观花式的‘调查’都没进行过，但却并不妨碍他们为中国国有企业开出一张又一张的‘药方’。然而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恰恰就在这些真真假假的经济学家们出谋划策最多的领域里‘卡壳’。”[4]相比之下，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写的鸿篇巨制《资本论》，影响了人类的命运；亚当·斯密(Smith Adam,1723～1790)研究了劳动的分工问题，并以制针为例，说明劳动分工对提高生产率的重大意义。他把制针的全过程划分为18道工序，每人只操作其中一两道工序。这样做的结果，每天的产量达到48000枚针，平均每人每天完成4800枚。斯密指出，如果不进行分工，所有工序全部由一个工人承担，他的产量每天最多只能生产20枚针。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在19世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是以今天的观点来审视，这一理论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科学管理之父”泰勒(F·W·Tayior,1856～1915)长期在工厂里不断观察和试验研究，才提出了科学管理原理。在人类历史上，功勋卓著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还有许多。人们是从他们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的结果中认知了知识的价值和力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