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7和1998是被称为“知识经济大振，虚拟经济大乱”的年份。而随着亚洲金融危机这一标志性事态的渐次发展，人们对无国界经济的功臣和罪魁——知识的巨大能量有了深刻印象，并且将世界的注意力引向知识经济，甚至知识经济时代。于是，关于是否存在知识经济时代，以及知识经济时代是否已经到来的讨论就成了热门话题，为了研究“国家权力”和“国家权力的限制”在新形势下的变化，笔者也对时代话题进行梳理和选择，并且认同：我们正处在工业经济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交替的转折期。 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预测时代交替过程时，甚至精确到了年份：“可以说，这个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2030年结束，历时约75年，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作历史的转折期，在这个时期中，控制地球达数百年之久的大烟囱式的文明，经过一段时间的震憾世界的权力斗争之后，终于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所取代。”（注：阿尔温·托夫勒：《力量转移》，新华出版社1995：3。 ）比托夫勒略保守些但也很精确表述年代问题的还有联合国方面：“改变世界面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大科技产业将在2030年前后全面实现，人类将在21世纪下半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注：秦新华，载《知识与知识经济时代》、《经济日报》1998.6.15。）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长期历史进程的晚近形态，它与工业经济时代交替的过程是此长彼消。这个过程已经在世界的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以不同速度和不同规模开始了。应该说知识经济在一些地区和领域已显示出自己的巨大力量及影响。但是，不能据此断定“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注：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天通，载《浙江日报》1998.6.25。）。 因为人类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上升的过程还未结束。我们眼下所处的转折期称作“准知识经济时代”比较贴切。 二 国家权力（NATIONALPOWER）是国际政治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也是最具歧义的概念之一。它不但被现实主义者频繁使用，也经常出现在其他学派的论著和政治家的词汇中，但是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范围、估价和意义则存在着众多相左和相似的解释。有人夸张地讲，有多少国际政治学者，就有多少种对国家权力的解释，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说：“我们所指的权力是控制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权力，只要人们相互间存在着社会联系，我们就能发现这种现象，我们曾经谈到‘一个国家的权力’或‘国家权力’，好像这个概念是不言自明的，好像我们关于权力一词所做一般性讨论就能充分解释‘国家权力’。然而，尽管我们容易理解个人对权力的追求，但我们如何去理解集体（它被称作国家）对权力的欲望呢？”（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12，第14页。）可见， 要为权力下一个标准的定义是相当难的。但是困难并没阻止对权力内涵的探求，摩根索挖掘着国家成员的心理趋势：“社会遏制个人在国家范围内的权力欲望，并给某些意在扩张个人权力的冲动打上耻辱的烙印。但是它鼓动和颂扬个人的权力冲动受到挫折的大部分人口，将自己与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斗争认同起来的趋势。”（注：《国家间政治》，同上，第144页。 ）这也提醒我们国家权力有对内行使与对外行使的区分。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国家权力，其侧重点在对外。但是，谈到权力限制的时候，肯定包括国内因素。 许多学者对不大容易表述的权力尽量含糊处理，如：“权力可以看作是某一行为体促使其他行为体做他们本来不会做的事的能力（而且其代价是前者所能承受的）。权力也可以看作是对事态发展结果的控制能力。但这两种含义的衡量都不是简单的事。”（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3，第12页。）偏偏又有很多学者为研究需要将不简单的事情简单化。将权力定量化，以期得到关于世界各国权力的比较，这个方面突出的是原美国政府要员，后任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因，他发明了“克莱因公式”（注：参见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 Pp＝（C+E+M）×（S+W）其中，Pp——被确认的权力（perceived power） C——基本实体（critical mass） E——经济能力（economic capability） M——军事能力（military capability） S——战略意图（strategic purpose） W——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 这个公式中，C+E+M是可计算部分， 若此三项数据俱极佳的国家可得到满分500分，S+W是不可计算部分，它的标准值为1。某些国家也许会大于1，某些小于1。而S+W＝0时，Pp＝0。根据这个公式，克莱因每年均公布“世界主要国家权力评价总表”。在70年代到80年代的表上，名列榜首的不是苏联就是美国。如1978年是苏联第一，其得分为458 分；美国屈居第二，得308分。当然，这个公式在今天看来是搞笑了。 至少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国家权力强大的国家，并不总能自然而然地控制权力弱小的国家，比如越战时期的美国与越南；而国家权力强大的国家，其安全系数却并不一定高，比如80年代末期的苏联。 我们看到在克莱因那里，国家权力被轻松地分解转换为权力的要素。正是把权力看成是些固定要素的组合，才使本来随形势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权力概念显得生硬。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把权力归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某一政治单位所占据的空间；第二，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第三，集体行动能力（涉及军备组织、社会结构和质量等）。两相比较，可以看出阿隆的要素中已经关注到国内安全和稳定，凸现了国家权力的国内基础的重要性，尽管如此，阿隆也和众多研究者一样，对权力的描述均有冷战思维的印记。就在西方政界和学界把国家权力弄得十分复杂玄乎的时候，近十来年中国则以“综合国力”的概念鼓舞国民的热情。在中学的教科书中写着综合国力就是：经济力、政治力、国防力、科技力、教育力、外交力、资源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