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虚无主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大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它是轴心时代确立的最高价值的陨落与超越世界的崩塌，所引发的意义向度的萎缩与价值秩序的颠覆，因为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意味着一体化社会整合与绝对性价值构建的失效，这必将导致传统理解世界的价值坐标与意义系统发生坍塌。尼采对此有过经典的定义，“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呢？——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它在消极的意义上表现为“精神力量可能已经困倦、已经衰竭，以至于以往的目标和价值不适合了，再也找不到信仰”①。走向现代文明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这一问题，承受着深刻的转型之痛，道德信念日渐颓靡，意义世界不断萎缩。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伦理特质，致使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存在持有异议，崔大华就曾言，“儒家的‘内在超越’是‘尽心知性知天’，依靠发掘人自身的精神源泉，通过道德实践实现对终极‘天命’的体认，感受到人生意义，不存在被理性‘祛魅’或与超越性根源分离而发生的危机”②。然而，中国社会独特的现代化进程从传统“先赋性社会整合”的瓦解，经由“行政性社会整合”的失效，直至“契约性社会整合”的未完成③，从而导致中华民族轴心时代所确立之最高价值：“天道”的陨落，以及敬畏伦理、耻感伦理、信念伦理的知性断裂与式微，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由此，传统社会绝对性价值构建的失效与现代社会相对性价值构建的未完成，致使价值虚无主义必然存在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这也使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成为扬弃这一问题的必然性路径。 一、“天道”的陨落：价值虚无主义的特定内涵 “天道”是中华民族在“轴心时代”确立的最高价值。中国文化之“内在超越”的表现形态，使之并不存在西方文化“外在超越”的神性实体，自我心性与神圣天道、日常人伦与超越世界之间，具有不即不离、体用不二的内在贯通性。然而，“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④。对于任何一种文化范型而言，最高价值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从根基上规定着文化系统的基调和形态。我们决不能将中国人的精神价值源头看作与世俗世界完全等同的东西，它是中华民族所构建的“超越世界”。在一体化的传统社会中，“天道”不仅为政治权力提供了“受命于天”的权威性基础；亦为社会规范呈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正义性归宿；还为道德行为承载了“人在做，天在看”的自律性信心；更为人生意义担负了“天生德于予”的神圣性信念。如此，“天道”为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心灵秩序，提供了超越的最高价值与神圣的终极关怀，虽然中国社会存在与西方迥异的文化传统，但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最高价值的废黜，所引发的精神价值问题却是一以贯之的。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价值虚无主义的发生，并不在于社会的“理性化”所导致精神生活与神圣实体的分离，而是中国社会独特的文化结构与被动急促的现代化路径，使之与伦理传统之间发生了决然的断裂，“天道”的陨落与理性化的未完成，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精神价值秩序错乱的问题。 首先，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虚无主义具有特定的内涵，亦即神圣价值襁褓的失落与主体理性尚未发育成熟的混乱。也就是说，以神圣终极价值为唯一准则的绝对性价值构建，所确立的传统规范秩序失范以后，却没有产生具有自主性人格的多元社会主体，以自我立法的相对性价值构建，建立有效的现代规范秩序，进而导致了社会价值秩序的紊乱。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先后经历了旧传统之先赋性社会整合的破除，以及新传统之行政性社会整合的超越，这两者都属于一体化社会整合，也必然是绝对性价值构建，它依托于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以终极价值为唯一准则，实现了自上而下、神圣通约、意义共享的纵向整合与精神输出。这种社会整合与价值构建，属于政治领域统合经济和文化领域、直接生产和供给精神价值体系的构成模式，全面担负着政治权威性、社会规范性、人生意义的价值输出，它以一元化的思想理念排斥异质性的价值观念，故而只能适应于封闭性、同质化、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与生存方式；其内在的垄断性和僵化性使之难以应对外界的剧烈变化，如果说先赋性社会整合的失序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那么行政性社会整合的变革则来自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同时，现代化的进程一旦开启也势必导致封闭性、总体性的社会结构发生解体，引发一体化社会整合和绝对性价值构建的失效，因为同质化、一元化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土壤遭到了瓦解。更何况，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列强环伺、备受欺凌的历史语境中开启的，是一种被动急促的现代化路径，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与民族解放的时代诉求，致使传统文化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有效的现代性转化。加之，中国社会之“内在超越”的一元论道德主义文化结构，在并无组织建制的同时又与政治权力高度统合，上自宇宙苍穹，下自家国天下，笼罩着全部的社会生活。王权、神权、族权紧密结合的一体化权力结构，使这种文化价值系统绝不可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收缩于私人生活领域，继续承担规约社会、安抚心灵之功能，只能伴随着总体性社会结构的解体与一体化社会整合的失效一损俱损，进而引发伦理传统的知性断裂和认同危机，导致传统最高价值“天道”的崩塌。中国社会价值虚无主义的独特性正在于此，它源于伦理传统的知性断裂，而非“理性化”的神性祛魅，不仅是“从天到人”之敬畏伦理的失落，亦是“从人到天”之耻感伦理的失效，还是“历史目的论”之信念伦理的式微，从而引发意义世界的萎缩与价值秩序的颠覆。 其次，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虚无主义的发生，也存在着鲜明的逻辑进路，亦即敬畏伦理、耻感伦理、信念伦理的先后断裂与式微，以及相对性价值构建的未完成。“从天到人”的敬畏伦理，是人们在面对神圣天道之时既敬且畏的道德情感，亦是至上天道整饬人间价值秩序的信念基础与伦理形态。“天道”正是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所确立的、以一元论道德主义为文化基调的最高价值，它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黑洞”⑤，内在地支撑着整个文化体系的信念与圆融。在“先赋性社会整合”的古代中国，人们的精神生活与“天道”紧密相连，这个四时流转、阴阳变化的“道—气世界”，是“气”之“生命之源”与“道”之“价值之源”的合一⑥，进而在“敬天”与“崇祖”的同一中形成了内在超越的“礼教”，“神就在这个世界也包括在人间的‘礼’中，人间的礼仪就是神明的旨意，人与神同在一个世界，所以‘礼教’成了中国的‘宗教’”⑦。它成为政治权威、社会规范、生命意义的终极价值源泉。《论语·季氏》有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荀子·宥坐》亦云：“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春秋繁露·基义》又云：“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从宏观的视角来看，至上而神圣的“天道”，以王权—官僚体系、士大夫—士绅阶层、血缘家族之总体性社会结构为基础，以王权、绅权、族权之一体化权力结构为载体，实现了一元论道德主义自上而下、从天到人的贯注和教化。这种领域合一、政教一体的总体性社会，使“天道”成为一种权力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其功能囊括人寰、包罗宇内，既要释义宇宙苍穹，又要规范社会伦理，还要塑造终极神圣，实现了血缘、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实体构建。从微观的视角来看，“天道”不仅是抽象玄妙的形上哲思，亦是经验性的形下技术，“从目验的天象推论至微妙的玄理，又从微妙的玄理推广于具体的生活，才是中国人处理所有问题的总体框架”⑧，进而渗透至生产、医药等一切日常生活，支撑着民众对于“天道”的敬畏和信仰。这样，王权只要操控了天学、历法、祭天仪礼，“垄断的、独占的通天手段，在上古是王权的来源，到后世成为王权的象征”⑨，就能使“天道”的形下技术沦为知识权力的微观渗透，与宏观权力一道主导着“天道”的贯注和落实，使民众在“尊尊亲亲”的身份等级秩序中安伦尽分、各安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