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5)06-0010-05 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是现阶段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建设任务。党的十八大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价值诉求，这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指导意义。我国是一个农耕文明源远流长的农业大国，在广博的乡土社会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培育和实践动员，既是消解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现实困境的呼唤，也是传承和创新我国新时期乡村价值世界的重要理路。 一、城镇化的现代性因子冲击着村庄原有的价值世界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农村形成了两种迥异的形态。一类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个人潜能被激发，实现了家庭富裕，但却消解了村庄集体的联结基础。特别是城镇化进程中，大量青壮年人口外流，土地荒置，农村集体经济、尤其是村级经济实力衰退，由此引发农民分散化状态升级，农民个体化、“原子化”①状态日益凸显，集体主义意识日渐式微。乡土社会的价值世界发生剧烈的变动。一些与社会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去道德化的致富观侵蚀着原本淳朴的乡村精神文明；另一类村庄选择了传统集体主义制度，这些村庄不仅避免前者的人口、土地的空心化，而且随着经济体的发展壮大，外来人口涌入，村庄集体财富剧增，村民共同致富，集体凝聚力不降反强，成为了“明星乡村”。但是发展中也出现了另外一种乱象：外来人员利益表达梗阻，与原村民矛盾冲突，社会治安、环境治理紊乱，一些村落随着集体财富的剧增，内部治理的民主气息逐渐淡化，少数人的决策代替了集体选择，异化的价值观和不合理利益诉求破坏了村庄原有的和谐。 社会变迁下复杂的现代性因子，无论对于哪一种形态的乡村，都极大地改变了其原有的家庭、社会结构和乡村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村民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村庄原有的治理结构，支撑乡村共同体的观念的消解，加剧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培育与践行的难度。而激增的村事村务，超出了农村传统基层组织自我调适的范围，村庄精神文明建设成了无暇顾及的务虚领域。[1]仅仅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力量，创新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效载体明显乏力，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领域，更需吸纳民间力量以弥补官方培育的不足。 笔者在对“明星村”S村的调查中发现，我国乡村存在着一些民间志愿组织，它们在参与乡村社会主义核心价观培育与践行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些组织源于村庄内在需求而发起成立，以异于城市志愿组织的独特运作方式，有效地整合了乡村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在乡村发展的决策建议、协调村民矛盾、开展留守儿童帮扶教育、互助养老、心理疏导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具备成为乡土社会培育与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有效载体的基本条件。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拟就乡土社会内生型志愿组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寻求内生型志愿组织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的可行性条件与有效性方式。 二、城镇化进程中志愿组织在乡土社会的生成 S村位于城郊结合部，2003年，在城镇化村庄规模调整中，由两个村庄合村并组而成。全村区域面积2.5平方公里，下辖17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4982人，有党员222人，下设13个支部。流动人口在册登记4.2万人。目前，该村剩余耕地684亩，是个典型的人多地少型村庄。S村形成之前并不富有，并组后在村党委书记的带领下，抓住城区小企业外迁的机遇，通过“集体供地，业主投资，共同管理，共同致富”的模式，建造标准厂房，创办省级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发展现代物业租赁经营集体经济。经过10年发展，村集体经济翻了22倍。2013年，村级集体可支配收入约2113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万元。② (一)S村志愿服务站生成的现实动因 S村诞生于城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中，依托城镇化进程中各种机遇得以繁荣发展。但同时，城镇化也极大地刺激了村内潜藏的各类不和谐因素，这些复杂因子不仅给S村带来了发展的新困境，更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S村培育和践行的阻碍。突出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非主流价值观入侵，农民价值信仰迷失。S村依托村集体对外租赁厂房和农民个人出租房屋，实现了村庄和村民的共富。在这一过程中，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不仅成为农民经济领域所遵循的原则，也渐渐成为S村社会网络各类关系调节的杠杆。S村发展初期，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伴随着现代传媒在村庄的普及，各类庸俗价值观快速蔓延，麻将、六合彩、聚赌等各种赌博方式遍地，而集体之事无人问津，村民陷入庸俗精神享乐而不自知。 第二，外来人员利益表达梗阻，公正和法治遭遇挑战。随着中小企业的迁入，S村成了外来务工人员的聚居地，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达到10∶1的比例。经济发展初期，由于部分工厂效益低下，企业主出逃，劳资矛盾频现。外来务工人员组织化程度较低，拥有的资源相对短缺，遭受侵害却无力维权，成为权益捍卫的弱势群体。初遇此纠纷，S村村委束手无策，而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因正常维权无果，产生了极端心理，采取非法暴力手段。劳资纠纷不但加剧了村庄气氛的紧张感，也让乡村的公正与法治备受外来务工者诟病。 第三，空巢老人、留守儿童问题凸显，降低了村庄整体现代文明度。S村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令人忧心的现象：一方面，部分村民整日忙于生计，疏于对老人的照顾，家庭养老问题开始显现，有关老年人居住、赡养的纠纷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繁忙的工作让外来务工人员无暇照顾儿女，外来子女在城里遭遇再度“留守”。天性好动的儿童不甘留于家中，私自外出游玩、沉迷网吧、参与老虎机赌博等，不良习惯滋生，危险隐患潜藏，儿童假期安全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