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9X(2007)04-0096-04 戊戌变法前,严复首先提出,国民性是决定社会进化程度的基础,并指出,中国欲图振兴,重在治本,本治则标立。所谓本就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皆备,才能实现政治变革,解除民族危机。他把国民素质提到“本”的高度。[1]辛亥革命时期,更多的人将视角转向国民自身。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系统地提出改造国民性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代表。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张伯苓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南开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较早地认识到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他虽然没有从政治革命层面上解决国民性改造问题,但是,在教育实践中,他把开发民智看得与更新民德同样重要,从而改变了20世纪初国民性改造思潮中重德轻智的倾向,在诸多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中独树一帜。他的德育思想与改造国民性直接体现在他的“南开”教育实践中,并成功地把私立南开大学办成了国内外著名的大学,被誉为“中国近代民办教育的一面旗帜,代表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一个方向”。[3]。 一、张伯苓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 近代以来,物质层面现代化的不断失败和政治制度层面改革的失败,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转换认识国情的视角,从国民本身的弱点来思考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所在,他们终于认识到,单纯的科技和制度的引进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首先培植适合的“土壤”。只有培养具备文明健康心态和近代资本主义素质的国民群体,中国才有可能顺利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张伯苓早年作为清末北洋海军的一名士兵,直接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这使他深感“海军救不了中国”[4]。他曾痛苦地回忆:“其时苓适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在通济轮上服务,亲身参与其事。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5]243他认识到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地国民。欲培养健全地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5]47。“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5]74经历了从“武力救国”幻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的思想嬗变后,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改造人进而救国的事业。 张伯苓的“教育救国”思想,从深层次上说,就是要通过教育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基于“救国必改造中国,改造中国则先改造人”的教育理念,张伯苓在教育实践中非常自觉地把“教育救国”与“改造国民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对当时的国情洞察入微,尤其对民国初年的各种腐败现象、国人麻木不仁和一盘散沙的状况,深感痛心。面对一般民众的消极现状,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的途径,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大声疾呼:“夫中国当此千钧一发之秋,所恃者果何?在恃教育青年耳”[5]32;“欲与他国争衡,最紧要之方法,亦惟归诸教育”。[5]1同时,他意识到,振兴中华的希望绝不能寄托于军阀和官僚,“将来中国之希望,纯在人才之多寡”[5]110;“今吾中华民族所最缺乏者,能引领全族出此迷津之领袖。南开大学即造此领袖之所望。”[5]98显然,一种沉痛厚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已经深刻地印入到他的教育理想之中,他已经把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化成不断开创教育新局面的巨大动力。 基于教育救国改造国民的目的,张伯苓一开始就认识到教育是改造、培养新人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在他的教育理念和因此产生的所有办学经历中,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实际上,他是试图解决中国一个重要的时代性主题之一,就是“如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即采取那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来改造中国人在精神上、身体上乃至思维方式上的种种传统陋习,使之能够适应世界潮流的变化,和世界进步文明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德能并重,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 张伯苓改造国民性的理念集中体现在他为南开大学制定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中,这个校训凝聚了他关于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取向。他认为新的人既要有公德,又要有能力,德才兼备,与时俱进,每日每月都有新的变化。按照张伯苓的本意,他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6]“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5]247 张伯苓把现代人才应具备的素质归纳为“公”、“能”二字,倡导“公”“能”教育,并把它作为南开校训,就是强调南开教育的宗旨既要培养学生“公而忘私”、“爱国爱群”的道德观念,又要训练学生“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为国效力的能力。张伯苓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所以,南开教育最为注重学生道德品质、公德意识的养成。他倡导的“允公”是“高瞻远瞩”的大公,不是自私的本位主义的“小公”;他倡导的“允能”包括丰富的内涵,智能、体能、技能、才能、现代化理论和实际工作能力。他倡导“日新月异”,就是“每个人不但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7]。 “允公允能”是张伯苓践行改造国民性教育思想体系中的精髓。其中,他首先重视的就是“公”的教育。这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来讲,切中了要害。张伯苓指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一个“私”字,“此为中华民族之最大病根。国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只有个人,不知团体。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良可慨也”[5]247。所以,他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公”的涵义就是“为公众,摒除自私自利”。他强调通过培养“爱国心”、“自觉心”及“合作”、“诚信”“公平”、“负责任”、“有毅力”、“专注”等精神气质,使封建的“臣民”演变成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张伯苓之所以在教育中强调“为公”为先,是因为他认为在当时国人的五种弊病中“私”最为可怕,“私是五大魔之首”,因为“私能破坏一切,它能使你忘了民族,忘了国家;它能使你灭掉良心,抛弃人格;它能使你甘心为恶而可以悍然不顾一切;它能使你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团体”。“‘自私’实在是中国民族一种最大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若是不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人非当亡国奴不可!”1927年,他曾反思道:“我以前终以为中国之积弱只是在我们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迨之近来,经多方之观察,觉中国至深之病,实不在个人之没有能力,而在个人之缺乏合作精神。”[9]所以他认为当务之急,便是使人民团结起来,相互合作,有组织能力和负责任的态度。他说:“南开精神不可变,一致为公,始终不渝。余敢断言,将来做事能以南开精神成功者,即‘为公’二字。”[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