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是江泽民同志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表达的殷切期望和提出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改革日益深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也经受着社会大变革的考验，存在一些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信任共产党，信任人民政府，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仍然坚定地信任党和政府，但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实践发生疑虑，信任度有所降低，发生所谓“信任危机”，也是不争的事实。那末，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信任问题的发生？坚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的根据和途径又是什么？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信任问题的产生：社会大变革在人们观念中的曲折反映 信任是主体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对符合自己利益的客体（个人、团体、组织等）相信并有所托付的心理倾向，是价值观念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知、情、意三种意识要素不同构成、变化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信任本质上是一个人心所向的问题。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的主观反映，体现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心理、思想基础，反映着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关系的状况，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的根基是否稳固，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这种信任，是人民从新旧中国的对比，从自己和家庭政治解放和生活改善的亲身体验中产生和确立起来的，包含着对党和政府性质、宗旨和行为的体认，对党和政府真挚深厚的情感和坚定不移地跟着党和政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形成的对共产党信任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建国50多年来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关系本质和主流的基础。正像任何事物都不断变化发展一样，信任也是随国内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发展着。发韧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社会的面貌，引起人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与此相联系，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也发生着复杂的、深刻的变化。 一是社会背景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我国社会矛盾焦点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而斗争，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和政权。中国共产党直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因而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建国初期，党刚刚执政，人民政权建立不久，广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深感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对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倍加珍惜和自觉发扬，广大人民群众由于翻身得解放，而对党和政府怀着深深的感激和真诚的信任。在建国5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的执政地位与和平环境，使党员、干部在主观感受上觉得外部压力和危险已不像战争年代那么直接和严重，容易滋长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使党员、干部和其他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和追求，不仅远甚于革命战争年代，也大大超过计划经济时期。基于利益关系的各种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和相互交织，各部分社会成员都把实现自身利益的目光投向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而利益调整过程中某些利益主体的愿望、要求未能得到满足，甚至利益暂时受到损失而产生的疑惑和不满，也会集中到党和政府身上。党和政府因此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尽管这些矛盾与旧中国社会矛盾性质根本不同，一般不具有对抗的性质，但这种社会矛盾焦点的变化毕竟包含着产生信任问题的客观可能性。 党员干部队伍和人民群众的新老交替和结构变化也引起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关系的某种变化。经过革命战争洗礼和建国初期复杂斗争考验，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家，在建国50多年后的今天，大部分已经故去，健在的也已离休或退休。现在居于各级领导岗位的大多是“文革”时期及其以后入党的党员和参加工作的干部。他们年富力强、文化层次高、思想敏锐、勇于开拓，不少人在改革开放中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无论就其经验、功绩、威望、理论素养和党性修养而言，同老一辈革命家、老一代党员和干部相比，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缺乏老一代领导者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非凡经历和卓越功绩所形成的自然而然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和信任的条件。他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推进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征途中经受新的考验，以自己驾驭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卓越才能、廉政勤政的良好形象和开拓进取的出色业绩，来赢得人民的信任。 人民群众也在实现新老交替和发生结构上的巨大变化。旧社会苦大仇深、在党的领导下获得解放的老工人、老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包括在旧社会饱尝战乱、失业之苦和报国无门的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健在的也不多了。充当人民群众主体的是建国后出生的新一代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而且脑力劳动者在人民群众中所占比重和所起作用也越来越大。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地位，作为党和国家社会基础的地位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但新一代群众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体验同老一代人有较大差别。老一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基于新旧社会的对比，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失误容易抱着谅解的态度，而现在的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也会给予客观的对待，但在作纵向比较的同时，以更宽广的全球视野从横向比较中给予批评和监督，却是一个新的时代性特点。应当说，这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政府同民众的关系向着更加民主化、法制化、理性化方向的进步，但同时也包含着产生信任问题的现实可能性。 二是主体状况的变化。上述人民群众新老交替和结构变化，是主体状况变化的一个表现。主体状况变化还表现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使人民群众突破了过去那种封闭的、狭隘的眼界，以世界先进文明作为参照系来评价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评价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实践，从而对党和政府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促进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的巨大动力。但也会因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或者因为某些群众脱离中国实际而对党和政府工作提出过高的要求，或者因为部分群众受到国外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影响而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实践作出并非科学的评价，而发生信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