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是由昨天和前天的中国发展而来的，不了解过去的中国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今天的新中国。所以我国的青年和广大的干部应当深切地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至少有如下五篇文章《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振兴中华民族》谈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我国的罪行，欠下了中国人民的“帐”，强调要用中国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他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进行“两史一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面伟大的旗帜，是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温故而知新，学史明志，旧中国在三重大山、四大家族统治压迫之下，山河破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中国人被洋人叫做“东亚病夫”，在上海黄浦公园大门上竞然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沙皇俄国人叫嚷同中国官员谈判“必须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中华民族备受欺侮、压迫。从1840年到1949年百余年间，中国人民蒙受的苦难说不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各国发动的侵华战争达几百次之多，大的就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7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9世纪50年代起近半个世纪沙俄侵华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的八国联军入侵、1931年、1937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侵华战争。列强强加给清朝卖国政府的不平等 条约1180个，掠夺我国领土150万平方公里，把持了几十个“国中之国”──租界地。杀死我同胞无数，仅南京大屠杀，就杀死我同胞30万人，甲午战争时，日军侵占旅顺市，几乎杀尽了全市的中国人（仅存36人）。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我国的白银上千亿两，八国联军进北京，疯狂掠夺，当时北京有50万人无家可归。他们强迫签订《辛丑条约》，要中国清政府赔款4.5亿两，39年还清本息共9.8亿两白银。《马关条约》签订后，谭嗣同诗曰“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孙中山先生面对旧中国的悲惨状况写道：“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李大钊对大好河山被列强瓜分，痛心疾首地指出：“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漂泊之人。”我国的一位部长和某西方国家的部长谈判贸易，一落座，那位外国人就说“我今天是和小偷谈生意”，我国的那位部长立即反驳：“我今天是和强盗谈生意，你们国家的博物馆里陈列着大量的中国文物。”如果我们的干部没有近现代史知识，恐怕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在近现代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无数志士仁人为挽救中华，救亡图存，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写下了反抗外国侵略的辉煌篇章。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抗英有功，反而被清政府贬到伊犁，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谭嗣同，拒绝东渡日本，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英勇就义。辛亥革命前夕，为革命奔走呼号的秋瑾留下多首爱国诗篇，她说“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换回”；“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鲁迅先生青年时期东渡日本求学，曾写下爱国诗篇“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可歌可泣，浩气长存，但是都遭到失败。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才取得伟大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8年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有2000万革命者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是用他们的鲜血染红的。无数共产党员的英雄业迹光照日月，永垂青史。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极好的爱国主义教材。1982年，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工作时，在上级的指导下曾抓了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开展了中国近现代史专题讲演，有五个专题：《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康有为和百日维新运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为中华崛起而不断探索的周恩来》、《毛泽东同志和中国革命道路》。这次工作受到中共黑龙江省委的支持和肯定、省委专门发了文件，省报作了专题的报道并发表社论。当时的省委书记杨易辰同志亲自到师大开师生座谈会，肯定从史入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做法。事实上也收到良好的效果，许多学生毕业后奔赴边疆，报效祖国。我到黑龙江省委党校工作后，也多次讲了中国近代史，收到良好的效果。中国古代思想家王充说：“夫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秋瑾女士说：“但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若不知本国文学历史，即不能产爱国之心也。”组织人民群众、青少年参加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和“五四”期间，各地组织新团员在烈士馆、烈士墓地举行入团宣誓大会是极为有意义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应坚持做下去。 列宁说：“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诚然如此，千百年来，炎黄子孙一直对自己的祖国怀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光明日报》曾头版头条刊登“梦魂萦绕祖国情──留美博士王海涛归国访谈录”。他研究艾滋病取得一次专利，留学美国五年后，毅然回国。他说：“中国人的根儿很难扎进美国的土壤，当你离开祖国这块故土的时候，爱国主义决不是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人一出世，祖先就给打上的烙印。祖国与个人的这种关系正如母子的血缘关系一样，是无论如何割不断的。我想，这大概就是爱国主义奔流的源泉。”他还说：“海外学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荣辱与共，这是我到海外更真切和强烈感受到的。祖国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海外游子的命运。东欧剧变后，大批科学家流亡国外，一个前东欧去的博士，仅是我工资的三分之一。国家富强，人在国外也站得起来。……一个海外游子看到自己祖国贫穷落后时的那种内心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就冲这一点，我发誓不能在国外干，要回来为祖国富强出把力。”他强调“爱国主义教育要从儿童开始灌输……我小时候，母亲给我讲那些爱国英雄故事，不论走到哪里，只要一闭上眼，我就能回忆起当年母亲讲‘岳母刺字’的情景。我总觉得现在对孩子们文化课抓得很紧，但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品德教育相对就弱一些。”王海涛访谈录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国内知名学者，50年代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黄翠芬教授说“王海涛不爱高薪爱祖国，是在新形势下对老一代知识分子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发扬，堪称当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楷模。”耳鼻喉科专家姜泗长教授说：“我是从海外回来的，王海涛说了出我的心里话。”舆论界同志认为，王海涛谈话有相当深度，有很强说服力，是我们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