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生产率和创新的效应

作 者:

作者简介:
屈小博(1974-),男,陕西西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北京 100006);吕佳宁(1995-),女,浙江湖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劳动市场理论与政策研究(北京 102488)。

原文出处:
学术探索

内容提要:

在新技术进步快速渗透和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传统增长动能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加速机器人应用既是趋势也是挑战。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和“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制造业机器人实施状况调研”数据,从企业微观层面分析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使用工业机器人对提升企业当前和预期的生产绩效有正向作用;采用工业机器人的企业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在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潜能上发挥了更明显的优势;相比较而言,未使用机器人的企业缺乏各类条件的支持,难以在生产中开展机器人替代,不能跨越使用先进的智能技术的高门槛。本文对中国智能化制造新技术应用水平提供了更精细的证据,为制造业企业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驱动的作用,将新技术转化为产业升级下的有效生产力,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2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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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18世纪60年代广泛使用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打开了机器替代劳动力的先河,直至今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工智能、机器人正逐渐渗透于各个行业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人们意识到正处于技术创新所掀起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新浪潮时,我们已经也不得不接受新技术更迭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新一轮产业升级和科技革命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已不再是中国产业的发展红利,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仅仅依靠原有的资本积累和更深层次的资本深化来促进经济增长,已无法再次突破性地优化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尽管没有哪一次的产业变革能够在初始时就有清晰的实践路径,但是可以预见,机器人替代既是趋势也是挑战,未来中国经济必然需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生产率的继续攀升。

      一、理论基础

      (一)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学在探究经济增长规律和各类影响与制约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都曾强调技术进步的重要性。1956年索洛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成为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石,指出外生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Solow,1956)。索洛模型验证了劳动有效性能够带来产出的额外增长,尽管劳动有效性在模型推导中较为抽象,但是我们可以将现实中技术水平的提升认为是索洛剩余的关键组成部分,技术进步率的变化具有增长效应,能推动人均产量的永久性增长。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是技术进步重要的物质载体和标志,埃森哲研究公司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多种技术的集合,这项技术是数字化快速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加速器,机器能够不依靠外力自己检测、理解、行动和学习。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已涌现出大量关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对国家和产业发展影响的文献。国家层面上的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能够拉动整体经济的发展。Aly(2020)利用25个发展中国家2017年的截面数据验证了数字化转型与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工智能、快速技术进步和数字化转型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利益。更有研究表明,数字生态系统发展指数每增长1%,人均GDP就有可能增长0.13%(Katz & Callorda,2018)。在产业层面上的研究中,已有学者证实了使用机器人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Acemoglu & Restrepo,2020)。而就中国经验来说,国内学者发现重工业较高的技术进步率是中国工业结构升级的动因(杨智峰等,2016),效率增进型人工智能发展对制造业产生正向效应(孙早和侯玉琳,2021)。

      在已被普遍认可的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基础上,一些学者也对其中的影响机制和效应产生的时滞问题作出了相应的研究。如果同时考虑资本和技术的结合,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与资本深化水平融合促进了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李小平,2018)。人工智能通过提高生产智能化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提高实体经济资本占比,降低住房资本占比和基建资本占比,进而优化资本结构(林晨等,2020)。除了人工智能产生的广泛影响,不同时期的参与者所获得的效益也不尽相同,Benassi et al.(2020)在验证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相关的知识积累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之后,还发现后进者比早期进入者从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能力的发展中获益更多,并经历了显著的“助推效应”。

      (二)人工智能与创新能力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对于整个经济体和微观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大多研究人工智能、机器人与经济创新的研究集中于定性研究。这一点可以从产业体系得到解释,工业机器人大多服务于制造业。工业转型与产业升级,体现的是工业所具有的创新性和革命性(金碚,2014)。制造业是大多数科技创新的孵化基地和应用领域,既是创新诱导型产业也是诱导创新型产业(蔡昉,2021),进而很难在宏观研究中将机器人替代和创新能力完全分割。在使用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产业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大多学者在人工智能企业范围内研究企业创新,将机器人作为创新能力的表征,或将创新能力融入企业生产绩效(王学义,2021),或将科技进步作为中间变量(杨光等,2020)。

      从企业的微观角度出发,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内在关系可以从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的理论中得到启发。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周期波动和经济发展的内生来源(Schumpeter,1942)。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创新活动使得部分企业的利润增加,引起了企业家之间的激烈竞争,诱导各企业改进技术水平,提升企业自身的实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增长。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当前维护和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提供了借鉴意义,也为当下分析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市场主体活力的内部动力来源于企业之间的竞争,技术要做到跨越性升级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能够迅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产品生命周期较短,受限现有的生产能力,制造业企业仅延续上一代技术和产品,或者照搬其他企业的生产模式,将无法保证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各个工业大国的发展经验已经揭示,技术水平的发展需要长期的时间沉淀,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新产品、新业态、新市场并不是完全构建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因此依靠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抢占国内的竞争市场和全球价值链的新高地还存在充足的空间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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