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将数据作为一类单独的生产要素纳入国民收入分配序列。“十四五”发展规划则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当前，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更好地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如何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正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要义；而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核心载体和关键任务是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根据工信部联合埃森哲发布的《2020年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正稳步向前推进，而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恢复工作更是为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吴非等，2021）[1]。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助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已成为企业纾困当下、立足长远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国际循环的战略抉择。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落脚点在于上云、用数、赋智，这三个关键路径体现了工业经济的产业链条向数字经济的产业价值网络的嬗变，也是未来推动数字化与智能化交融的重要环节。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既反映了数字科技与生产发展深度融合的微观转变，又是企业从传统生产体系向数字化体系转型的创新标志（吴非等，2021）[1]。具体来说：一方面，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传统业务、管理、商业和服务模式进行“重构”，有利于促进传统生产要素的流动配置，吸纳新型的生产要素，优化生产方式，从而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陈庆江等，2021）[2]；但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面临的困难、瓶颈也集中显现。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对企业更深层次的重塑与再造，并非是“上一套设备、建一个系统”的单点突破，需要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全方位配合与重构。这意味着企业必须要打破组织结构、改变战略认知。因此，许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易陷入迷途，或“零敲碎打”、缺乏战略协同，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解成优化IT基础；或跳脱现存的生产秩序“全盘变革”，难以发挥数字化对现有业务的赋能作用，最终导致转型收效甚微。国家发改委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的比例仅为7%①；《2020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也表明，仅有11%的企业得以真正发挥数字技术对于企业业绩的驱动作用，这些均说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发展的适配性还有待提高。 尽管已有研究开始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影响，例如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股票流动性、服务化水平、主营业务业绩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赵宸宇，2021[3]；易露霞等，2021[4]；赵宸宇等，2021[5]）。但目前大多数文献更多聚焦数字化转型的线性助益关系，而忽略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战略选择可能存在的适配性问题。具体而言，企业在面对新型业态时，无论是标新立异追求差异，还是简单“零敲碎打”以节约成本，都难以协调好转型需求与战略选择的关系。因此，从企业战略适配这一视角出发，有助于理解现实中数字化转型在不同企业间为何实效迥异，从而引导企业设计合理、有效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 基于此，本文利用2010—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种子词集+Word Embedding相似词扩充”的方法，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竞争战略选择指标，并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竞争战略选择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可能影响结论的情况后仍然稳健。而企业对于传统竞争战略的选择则与数字化转型存在适配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研究结论在产权性质、行业竞争度及所在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上均存在异质性。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在研究内容上，首先发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间由于受到现有生产行为和运营模式的制约而存在非线性关系，这意味着适度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会带来企业效率提升的最佳效果，补充和丰富了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其次，在理论视角上，揭示了竞争战略选择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的关键作用，深化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的认识。数字化转型作为新时代产业数字化的战略布局，与传统的战略选择在决策的出发点、过程和逻辑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协调问题，这意味着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如果试图“削足适履”，而忽视现存战略对于转型的制约，则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战略领域的研究。最后，本文的研究对如何更好地鼓励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助益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与管理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文献综述 企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作企业以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为目标的内涵式、可持续发展，是全面提升企业能力和实现企业发展的动态过程（黄速建等，2018）[6]，因此，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内部各要素的综合生产率，其提升被实证研究认可为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李佳霖等，2021[7]；石大千等，2019[8]）。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学者从企业融资约束的视角提示了其过度或不足都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肖曙光等，2020）[9]；高管作为制定企业战略的主要角色，其特征能够显著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例如高管海外经历、高管内部的薪酬差距等（盛明泉等，2019[10]；黎文靖和胡玉明，2012[11]）；而企业经营行为，如企业并购、国际化经营、企业创新均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王艳等，2020[12]；周燕和吕轶凡，2019[13]；程惠芳和陆嘉俊，2014[14]）；但企业脱实向虚则会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胡海峰等，2020）[15]。全要素生产率亦可以用来测度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的宏微观影响。例如，在地区层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通过替代部分人力资本投入、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等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推进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郭金花等，2021）[16]；而在企业层面，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及降低成本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动力（赵宸宇等，20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