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750/j.adge.2021.11.010 持续的时间投入几乎是任何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威廉·蔡斯(William Chase)的研究发现，国际象棋高手不可能速成，大师们至少都投入了十年以上的精力[1]，这一规律被命名为“十年法则”，此后心理学甚至发展出单独分支专门研究“十年法则”。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异类》(Outlier)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同样认为天才的超凡卓绝是长时间投入的产物，要达到世界级水平，练习时间一定超过1万小时[2]。日常生活中也流传着“十年磨一剑”“天道酬勤”的谚语。博士生是国家科研体系的重要后备力量，在各个学科领域中从事高度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工作是生活常态，由此推断其获得一定的学术能力产出(以下简称为“能力产出”)也必然要求长时间投入。 然而时间是一把双刃剑，在作为资源要素提高产出的同时，超负荷的投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异化也成为笼罩现代社会的乌云。在绩效至上的管理主义规训下，学术界的工作节奏亦明显加快[3-4]，加之大学场域中项目制的引入，使得本该是自由探索、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科学研究预先确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从而要求科研人员在有限时间内产出既定的学术成果，“争分夺秒”“时不我待”开始成为学术工作的日常话语，科研人员不得不频繁奔走于一个接一个的课题项目之中，于利约基(Ylijoki)将之形象地比喻为“课题跑步机”(project treadmill)[5]。鉴于学术工作中办公时间和私人时间的模糊界限，科研人员即使在非办公时间也很难做到“心理脱离”，学术界也由此进入了森冈孝二笔下的“过劳时代”。时间压力不仅猛烈冲击着科研人员的学术生活，也深刻改变了博士生的培养方式，特别是对于理工科博士生而言，课题项目和学术发表的压力促使长时间的实验室投入成为家常便饭，打卡制从写字楼入侵到实验室，博士生的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屡见不鲜。作为塑造当代博士生教育的重要结构性力量，时间投入对博士生能力产出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是天道酬勤还是过犹不及?目前尚缺乏回答这一问题的经验证据。本研究力图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 一、文献回顾 时间投入是影响产出的重要因素，但关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既有研究并未达成共识，主要形成“学习效应”和“倦怠效应”两种相互竞争的声音。“学习效应”认为时间投入的增加会促进专业化，精进劳动者的工作技能，从而减少操作失误，提高产出；“倦怠效应”则指出长时间的工作投入可能引发职业倦怠，只有适度缩短工时、增加闲暇才会激励劳动者更自愿、更高效、更优质地完成工作[6]。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时间利用状况调查数据支持了这一结论，发现科研人员的时间投入对其学术产出的提升作用存在阈值，过度投入是一种以数量换质量的行为[7]。超长时间投入的负效应还在于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国外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过度时间投入增加了患高血压、慢性病、心血管疾病、肥胖等风险，严重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8]；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也显示，超时工作会显著降低青年劳动者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特别是被动、无偿的时间投入[9]。近年来博士生面临的时间压力也引起学界关注，已有多项研究显示，长时间投入学术工作使得研究生(90％为博士生)遭遇焦虑或抑郁的概率是普通大众的6倍[10]，32％的博士生正在遭受或濒临焦虑等心理问题[11]，另有约三分之一的博士生表示曾因焦虑或抑郁寻求过帮助[12]。 不过时间投入对产出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也会因环境而异。奥斯丁(Astin)构建的“投入-环境-产出”(IEO)模型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学生个体的投入就像是原材料，在不同的学校环境中得到“加工”，从而获得不同的产出[13]。学生的时间投入也是影响其能力产出的资源要素之一，在不同的授课进度安排、出勤考核规则和导师指导方式下，学生时间投入的策略与效益会存在差异，即使是校园建筑设施的空间布局、宿舍管理和舍友分配制度、课外活动的数量和类型、奖助政策等环境因素也会产生作用[14]。对于博士生而言，导师指导和培养单位的组织氛围是最为重要的环境因素[15]，一方面，不同的导师指导方式可能使博士生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例如在阿克(Acker)等提出的导师指导的技术理性和协商秩序两种模式[16]，格尔(Gurr)提出的手把手模式和放手模式[17]，加特菲尔德(Gatfield)所提出的自由放任模式、田园模式、指挥模式和契约模式[18]，梅因哈德(Mainhard)等提出的领导型、帮助/友善型、理解型、权责自负型、不确定型、不满型和严厉型模式[19]中，学生的学习时间、学习类型以及学习效果可能都因指导模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培养单位的组织氛围，如与其他教师的学术交流、同辈互动等，也会影响博士生培养。例如院系中社交活动少、合作机会少会阻碍博士生的学术进展[20]，交流互动不足还会加剧博士生学术工作倦怠[21]以及诱发心理焦虑[22]。而学术交流不够是博士生培养过程中诉求的焦点问题[23]。 综上所述，天道不一定酬勤，还需要结合“勤”所在的外部环境及其对“勤”的影响，方能准确把握时间投入与能力产出的规律性特征。但既有研究尚存两点不足：一是对博士生时间投入的考察主要基于某一国家内部个别培养单位或个别学科开展的小范围调研，缺乏全球视野下的大规模调查，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受到局限，也无法进行国际对标；二是虽然意识到博士生时间投入对能力产出的影响会受到培养环境的制约，但所考虑的环境因素较为单一，大多分别考察导师指导与组织氛围的作用，缺乏培养环境的有机整合。 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本研究以IEO模型为理论框架，使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调查数据探讨博士生时间投入与能力产出的关系。首先综合考虑导师指导和组织氛围两大环境因素形成整合的培养模式，比较中外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差异，进而分析不同培养模式下博士生时间投入与能力产出的特征，随后分别考察时间投入如何影响中外博士生能力的产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