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与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的倒U型关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澄锋(1981- ),男,江西宜丰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高等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基于2017年度“全国博士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发表论文数量与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学科类别因素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自然科学领域,倒U型曲线关系显著,而且以第一作者发表国际期刊论文达到2篇时,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增值即可达到较高水平;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表论文数量与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间既非倒U型曲线关系,也无简单线性关系。为了在淡化发表论文数量要求与增强科研论文学术训练效果之间找到平衡,可鼓励自然科学领域博士生积极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不追求发表更多普通论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博士生则可寻求其他更有效的学术训练工具。


期刊代号:G4
分类名称:高等教育
复印期号:202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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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21)10-0061-12

       一、研究问题

       近几十年来,伴随高等教育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持续加速,大学之间的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并由此引发了对各种大学排名的狂热追逐。[1-2]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制定严苛的学术评价政策以评估、监测和促进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竞争力和学术排名。[3-6]在此背景下,论文发表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绩效评估、质量保障、学术排名及资源分配的重要评价标准被逐渐制度化。[7-9]贾隆戈(M.Jalongo)等人认为,国家和大学制定的论文发表政策及学术界感受到的论文发表压力将无可避免地侵染博士生教育领域。[10]杰克逊(D.Jackson)也认为,博士生教育已经深深嵌入“不发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游戏规则中。[11]研究表明,在中国、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很多高校里[12-28],鼓励、要求甚至奖励博士生发表已经逐渐制度化,以此应对学校和学术界面临的论文发表压力。博士生论文发表制度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博士生变成了“学术蚁军”(the army of research ants)[29],论文发表变成了博士生教育追逐的最终产品[30]。

       尽管以论文发表为导向的博士生教育模式(PhD as a product)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博士生的知识生产,但同时也对博士生教育的根本目的——“培养和塑造未来的学者”提出了挑战。戈尔德(C.Golde)和沃克(G.Walker)等人指出:“博士生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科守护人(preparing stewards of the discipline)。”[31-32]然而以论文发表为导向的博士生教育,其目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论文发表已然变成了博士生教育追逐的根本目的,而研究技能仅仅是论文发表过程中自然而然出现的产物。诚如波尔(J.Ball)所言,“发表就是一切,经验一文不值”[33]。在我国,为解决发表制度化带来的科研价值观扭曲及科研风气浮躁等问题,近年来政府主导推行了一系列量化评价改革。其中,《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和《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均明确提出,“学校应该以人才培养为中心,……论文发表不能作为学位授予的限定性条件”[34-35]。此举意味着论文发表在博士生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教育目的”回归“教育工具”。因此,在以培养和塑造未来学者为根本目的的博士生教育中,论文发表作为博士生学术训练工具的有效性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究的议题,同时也是如何合理地淡化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的逻辑前提。本研究的核心议题是论文发表对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的影响。科研能力增值是人才培养效果的直接体现,对此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博士生论文发表的学术训练效果,进而为高校制定合理的博士生论文发表政策提供实证参考依据。

       二、理论基础

       回顾已有相关研究文献,关于论文发表与博士生学术能力训练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仍付诸阙如,然而知识社会学领域的“文本分析论”(textual analysis)和“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论文发表作为博士生学术训练工具必要性的微观视角。国外一些学者从文本分析的视角对科学文本的产生过程进行了研究,其基本假设是,已经发表的科学文本隐藏了话语建构的程序及规则,使我们无从了解科学家如何运用语言技法建构知识的真实过程。伍尔加(S.Woolgar)认为,科学文本是科学实践的逻辑化书写,“逻辑化的科学实践”与“真实的科学实践”之间存在修辞张力。[36]拉图尔(B.Latour)指出,在精心建构的科学文本后面隐藏着远比他们所写出来的内容更重要的东西。[37]齐曼(J.Ziman)认为,“科学文本呈现的不仅是所做工作的报告,看似中立的科学语言背后无不渗透着情感及劝服等语言学技巧,以说服其他科学家相信其科学发现是正确的,至少是能自圆其说的”[38]。戈林斯基(J.Golinski)也认为,科学文本的整体布局遵循了“证明”逻辑,对科学实践的逻辑化剪切掩盖了“科学语言与科学实践”之间的修辞张力,科学语言一直在通过对科学实践有目的的建构来说服学术同行,段落间的逻辑性安排也更多地来源于科学共同体的实践常规。[39]因此,这些隐藏在科学文本之后的逻辑程序、惯例和书写规则有力地参与了知识建构。由此可知,科学文本的建构需要大量未公开化的语言技巧、惯例、策略和规则,这些隐性知识是成为一名合格学者的必备技能,博士生可在写作和修改论文过程中获取这些隐性知识从而提升科研能力。

       国外另一些学者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讨论了论文写作和发表。[40]社会建构论的有关基本观点是,“知识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换言之,知识是我们建构起来的”[41]。具体到科学论文写作及发表这一研究领域,梅尔(G.Myers)认为,科学论文并非作者与自然界之间的纯逻辑对话,而是作者向话语共同体(discourse community)推销自己的“思维产品”并试图获得认同的社会过程,在本质上是作者与话语共同体对话和互动的产物。[42]弗劳尔迪(J.Flowerdew)认为,论文发表是作者通过科学文本这一语言载体加入编辑、评议人及学术同行所组成话语共同体的集体对话并贡献观点的过程。[43]卡斯特罗(C.)等人将论文发表称为“行动中的艺术品”(artifacts in activity),而不是最终产品(end-products),整个过程就是作者借助语言载体加入一场谈话,评议人、编辑及其同行根据本领域既有游戏规则作出反应,谈话在不断的协商、合作或冲突中达成共识。[44]社会建构论强调了话语共同体在论文写作和发表中的重要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话语共同体是本领域已达成共识的信念、价值观、传统、范式和规则等隐性知识的贮存场所。这些共识不仅“把领域内部各种张力、挑战甚至激烈的争论转化为自身进一步发展并保持学术连贯性的源泉”[45],而且也是科学家的学术主张被话语共同体接受并承认的相关准则。这些隐性知识无法通过博士生课堂学习及实验室研究等教学环节进行传递,只能通过与话语共同体的交流和互动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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