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理解:大学教育的本真意蕴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弼成,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陈小伟,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长沙 410082)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由于对话和理解是人类把握自身的两种基本方式,人类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对话,也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理解。始于对话的教育,作为一种尊重主体性、体现创造性和追求人性化而趋向理解的教学,是大学教育的本真意蕴。在大学构建起从对话至理解的教育活动中,教师应当起着引向理解的前导作用,学生应成为积极走向理解的实践者,借此形成一种平等和谐的师生间的对话,从而促进师生之间、知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而达成教育目的。


期刊代号:G4
分类名称:高等教育
复印期号:201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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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作为教师传授高深学问、学生研习知识之场所,有其特有的价值。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人们为了寻求生命的答案,总是通过各种实践去不断变换身心自由释然的游戏,这种不断超越以求更新的活动可以说是倾听生命律动的行为。”[1]对于大学而言,通过切实有效的方式来帮助学生寻求生命的答案,倾听生命的律动,是其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师生之间忽视对话、缺乏理解,导致了大学教育出现了教师“感受不到因从事这一职业带来的内在尊严与快乐的满足”[2];同时,学生也感受不到由学习自身带来的乐趣,我们不得不对大学教育由于缺乏对话和理解而导致的误解进行深刻反思。要想使大学教育真正唤起生命的律动,构建始于对话而达至理解为主的大学教育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一、对话和理解:人类把握自身存在的两种方式

      对话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方式,人类存在的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对话,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生活的本质就是对话。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对话是一个含义深刻、使用极其频繁的哲学范畴。雅斯贝尔斯认为,对话是对话双方相互倾诉与倾听的过程,是一个“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3]。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一种“在各种价值相等、意义平等的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4]。从上可知,哲学意义上的对话有其自身的特点。承认当事者对方的主体地位是对话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与基础。对话不仅仅是话语之间的表达与倾听,更重要的还有思想上的碰撞、情感上的共鸣、经验上的共识与心灵上的互通;对话的目的是为了交流思想、探究真理、相互理解、开阔视界、共享人生。一言以蔽之,对话是言说者与倾听者在相互尊重、信任、平等的基础上,以语言和非语言为中介进行的话语、情感、思想等方面的双向交流、沟通与理解,促进主体双方取得更大的视界融合的一种交往活动。[5]

      何谓理解?柏拉图指出,“关于几何学家以及这类科学家的平直,叫做理解,而不是理性,理解是意见和理性的居间者。”[6]显然,在柏拉图看来,以数理科学为对象的学习就是理解。海德格尔强调,“理解是此在本身本己能在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存在,其情形是:这个于其本身的存在展开着随它本身一道存在的何所在……此在生存者就是他的此。”[7]在这里,“此”是生存着的意思,“此在”是在世之存在,亦即人。只有人,才能理解存在的意义,而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理解存在到底是什么。所以,对于人来说,理解是他们的本质。由此,我们很容易就能得知,理解是人认识自己的主要途径。哈贝马斯指出:“我把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活动看做是最根本的东西,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冲突、竞争,通常意义上的战略活动统统是以达到理解为目标的活动的衍生物。”[8]可见,理解实质上是对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把握,是使学习者养成正当的行为习惯,建立起自己的价值生命的精神活动。

      教育是惟人独有的活动,人又是唯一的理性动物——能问“为什么”且想知道“为什么”的高等动物。因而,大学教育作为人的交往互动中的一种,自然也要以实现理解为目的。通过师生个体间的相互对话无疑是使知识能够从教师顺利地传授给学生的最主要的途径,并使学生在此基础上获得知识的创新与发展。大学教育不仅仅是人类一种以“特殊的认识活动”为基本途径的交往,它还是主体两面——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与理解、交流与沟通的过程。大学教育必须让师生在身处民主、平等、尊重、宽容和爱的氛围中,通过对话的方式在经验共享中创生知识、教学、价值和人生意义。在这种对话教育中,师生双方都尊重各自的主体地位,在一个良好、和谐的教学氛围中,进行舒展开放、自由探究的课堂对话,从而最终使大学教育走向理解。

      二、缺乏对话和理解致使大学教育失去灵动与生命

      大学教育作为传承、发展高深学问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要达到预期教学效果、实现教育目标,就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然而,现今大学教育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无序甚至无效状态,对话缺失,误解重重。

      首先,学生对知识缺乏理解。以往学生所学习的知识大多是通过书籍等文本形式而获得的,教育活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中介性”,学生的认知活动需要通过一定的客体来辅助方能实现。然而,在对认知客体即大学教材的考察中发现,由于大学教材的编写与使用通常按照“一刀切”的方式,缺乏对“校本理念”的具体考虑,较少顾及每所学校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导致了学生同教材知识之间的对话出现了障碍。“切断语脉、意义中立化、文本非人称化的知识,是教科书知识的标志性特征。”[9]教科书知识同学生实际学习能力由于缺乏对话而导致学生对书本知识的严重误解。“在制度化的学校里,知识由于去语脉化、中立化、抽象化而变化为信息,追求效率性的传递与一元化的评价就有了可能。进而,导致了教育市场中知识的商品化,亦即应试竞争的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中教育知识的商品化。”[10]从严格意义上说,“课堂是生命相遇、心灵相约的场域,是质疑问难的场所,是通过对话探求真理的地方”[11]。然而,由于教材本身存在的这些不足与缺陷,致使学生在课程的学习中不但不能使课堂成为“心灵相约”的地方,反而对课堂无法产生任何兴趣,学生同知识之间不但不能进行对话,相互理解更是无从谈起,所剩余的仅仅是厌倦和灰心。丧失具体现实与语脉从而沦为信息的知识,从根本上剥夺了学生在学习实践中理解知识的可能性,自然也无法使学生在理解知识后产生学习的愉悦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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