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0）06—0109—06 当学界普遍热议大学精神陷落，大学官场化气习肆虐，大学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再的时候，从2009年到2010年间，温家宝曾数次就教育问题发表谈话。2009年初，温家宝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说：“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校长负责。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有所不同，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1]2010年1月，温家宝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科教文卫体界代表座谈时强调：“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2]2010年2月6日，温家宝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倾向。[3]2010年2月28日，国家就《规划纲要》启动第二轮公开征求意见，问计于民。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大学办学的“去行政化”又成为代表们的一个热议话题。上述信息表明，大学的办学体制、办学自主权、大学管理的行政化倾向等长久困扰大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已经引起最高决策层的关注。深入探究回归大学之道的学理依据及实现途径，乃是当前学界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大学的根本属性 大学是什么？康德——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人——认为：“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 那么，学术自由又当作何理解？先说“自由”。它是指人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领域中自主地思考和采取行动的一种权利或状态。其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自由”不仅涉及到私人领域，而且也涉及到公共领域；第二，“自由”不仅是一项社会权利，也是一种思想活动或情感状态；第三，“自由”的核心就是“自主”，既包括“免于强迫”，也包括“按照自己的意愿计划去做某事”，因此，“自由”既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第四，“自由”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广泛的社会权力与基本的存在需要。[4]195－196自由，是人的类本性。因此，它是不可剥夺、出卖或让渡的。“在观念上，人们应该认识到，只有自由的劳动，才是人的劳动，强迫劳动是劳动的异化，也是人的异化；只有自由的学习，才是真正的人的学习，强迫学习是学习的异化，也是人的异化；只有自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不自由的生活，是生活的异化，也是人的异化。”[4]198阿克顿在反省古代自由史的时候，注意到了威胁自由的“天敌”——“无知与迷信、征服欲与贪图安逸、强人对权力的渴望和穷人对食物的乞讨。”[5]30仅以自由的“天敌”——“无知与迷信”论，教育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改变人类普遍的无知状态，培养他们健全的理性；教人以理智地怀疑，而不教人以迷信。当“自由”与“教育”之间联姻并构成一种人类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潮——“自由教育”的时候，它的内涵已经大大地拓展了。自由教育具有了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特质。因为，这种教育是一种“发展理性的教育”，它是对付专制教育的最好武器，是培养民主公民和建立民主社会的基础。 大学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学术自由。要有学术自由，就必须有院校自主，即院校拥有相当大的办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其次是要有环境宽松、包容异声的风气。再次，学术研究不受政治、政府、基金会及其他外力的支配和干扰。 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在1921年开学演讲时说：“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须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6] 今人论及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每以蔡元培主政北大、梅贻琦主政清华以及延续至二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为典范。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大学，确系中国大学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大学，更具现代大学的精神气质。其最为可圈可点者，也正是比较独立、民主的办学特色与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十七世纪英伦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一书中讨论到清教徒的价值观对17世纪英国科技发展的影响。他指出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事实：那就是在当时68位皇家学会会员中，竟有48位清教徒。 学术自由，也应包含学者不同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唯其如此，大学才能因其博大的胸怀而网罗英才，创造奇迹。 比尔·雷丁斯在《废墟中的大学》一书中提出，面对全球化语境中的大学处境，大学应该成为一个新的共同体，即“各执己见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再以“共识”为凝聚力，而是以差异，或以承认彼此的差异为基础。现代西方大学的教育理念有3个阶段，康德的理性大学、洪堡的文化大学和当代的所谓一流大学。大学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机构，其为国家培养公民主体的使命，让位于为就业市场提供具有竞争能力的人力资源的任务，同时它自己也面临市场竞争机制中的各种挑战。因此，它越来越成为许多机构或企业中的一员，而不再是一个象牙塔。大学功能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使得学院政治、学院经济这两种丛林原则更容易遮蔽大学的精神追求与梦想。然而，即使如此，只要大学还不甘心退化成可有可无的盲肠，那么，它与其说是在受到丛林原则的无情制约，倒不如说它是在残酷的丛林中仍然坚持维护着人类的尊严。[7]28毫无疑问，一旦失去了学术自由，背负权力专制的精神枷锁，大学的活力以至生命力也就危在旦夕了。 二、目前中国大学的问题，根本上说是体制问题 我国的高等教育，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即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扩招前的1998年，我国18—22岁的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仅为4％，而当时人均GDP不到中国一半的印度，适龄青年上大学比例为8％，当时人均GDP与我国不相上下的菲律宾则为20％，当时人均GDP略高于我国的泰国，这个数字则为31％一37％左右。[8]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步入了跨越式发展轨道，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为108.36万人，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其后三年分别以25％、17％、lO％的速度增长，到200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达320万人，毛入学率达15％。到2008年，招生人数达599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已超过2000万，毛入学率达23％。2009年，招生人数达到629万，比上年增长4％。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数量已稳居世界第一。变化之大，进步之快，令世界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