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顿·克拉克认为，与半个世纪前相比，高等教育研究已经变成了一个广阔的跨学科工作，“现在它是非常分散，不同的国家探究不同的问题，好的一面是，研究现在变得更加深刻；坏的一面是，研究迷失在无谓的琐碎之中”[1]。我国近30多年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造就了一支庞大的高等教育研究队伍，高等教育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研究不仅有“迷失在无畏的琐碎之中”的困惑，同时也经历着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困境的折磨，高等教育研究者在迷惘中没有停止不断探索的脚步。在此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本土意识由自发走向自觉，以文化自觉引领本土高等教育研究体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一、高等教育研究的迷惘：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困境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从一开始就遭遇许多本土困境。 1.高等教育研究的中西文化困境。潘懋元先生认为文化与高等教育之间存在复杂的、潜在的关系。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起步阶段就陷入中西文化困境之中，研究者的文化视角深深地影响者高等教育研究的信念。以蔡元培、梅贻琦、庄泽宣、张伯苓、胡适、陶行知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在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展了我国早期的高等教育研究。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有留学海外的背景，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与他们所接受的西方高等教育背景以及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虽然接受的是“西化”的教育，但是，骨子里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在文化激进的道路上，虽然大力提倡西方文明，但他们却没有真正地完全西化。正如傅斯年对胡适所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2]中西文化的困境往往使学者在引进西方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时陷入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之中。 中西文化困境的实质是文化价值观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冲突，反映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是知识价值的争论，即全球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学术规训以语言为载体所引起的冲击会导致文化危机。有学者指出，解放、解构、建构、彰显、运作、治理、组织、制度、国际化、全球化等词语的出现，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正经受着语言文化汹涌而至的考验。在外来语言的强大攻势下，我们的本土体系则逐渐处于被“遮蔽”和“失语”的状态，表现在两个方面：传统的概念和语言体系逐渐被搁置；不同领域和群体间的语义传递出现障碍[3]。学术规训要求研究必须向西方靠拢才能实现学术交流，但是，高等教育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又要求高等教育研究必须用本土的知识来解决高等教育中的问题，成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担负起服务高等教育实践的社会责任。因此，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使高等教育研究所面临的中西文化困境并没有减少，“西方中心主义”或“文化普遍主义”与中国文化本位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2.高等教育研究的“求真”与“求用”困境。“求真”指的是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求用”指的是研究实际问题[4]。“求真”与“求用”的相互“偏离”反映出高等教育研究归属感的困境。阿特巴赫指出，高等教育是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科学学科，这种观点在西方国家很有代表性。而以构建学科体系作为明确的目标指向，恰恰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特殊性[5]。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只是建制层面的学科，还不是一门成熟的真正学科，其学科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学科的合法性可分为学科的行政合法性、社会合法性和学术合法性三个部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只完成了一门成熟学科的“行政合法化”和“社会合法化”两个层面，而“学术合法化”这一最为根本的层面尚未达到[6]。而“学术合法化”才是学科建制的核心所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科取向的先天不足主要体现在通过借鉴的方式来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即借鉴其他学科理论以及对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学习和吸收。其中最为直接的是普通教育学的理论知识，“我国的高等教育学是以普通教育学为生长点建立起来的，其中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下了普通教育学的深深印迹”[7]。但普通教育学在诸多方面并不能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因为它们的适用对象不一样。对于其他学科理论的借鉴，在开拓多学科研究视野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割和剥离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杂多话语的渗入会使高等教育学科更产生一种“无根”意识。 对国外教育理论的借鉴使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存在“从属理论”现象，研究成果基本没有原创性的发现和理论，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开创性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只是亦步亦趋的跟随、模仿和验证[8]。在语言体系上则出现流行理论词汇的“抽象化”和“流行化”的潮流。西方教育理论词汇借助全球化的强大市场力量侵蚀着研究者的思维方式，造成了人们对语言的盲目崇拜和追随，最终产生思想失落与精神虚无。所造成的后果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求真”对“求用”的偏离，使高等教育理论失去解释中国高等教育实践的功能。 因此，有学者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高等教育理论界更加明确地意识到，如果不去接触高等教育实践，就会理论脱离实际，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最终也难以走向成熟。”[9]于是，追逐热点问题、强化问题意识、关注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注重调查研究和“研究内容的应用性”[10]，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转向“求用”。然而，对于问题的研究，许多学者为了研究而研究，有的是建立在‘假命题’，或者是人为的命题之上的研究，缺乏实践的基础，这样的研究成果难以达到源于实践、归于实践，并服务实践的目的。“求用”研究因过于功利化而不能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提供实践支撑，无法丰富理论，对“求真”的偏离也就在所难免。“求真”研究的无根意识与“求用”研究的功利化所造成的相互偏离，这或许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在寻找归属感中最具有特色的本土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