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信息技术逐渐改变世界，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一系列新兴信息科技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郭家堂和骆品亮，2016）、创新创业（韩先锋等，2019；赵涛等，2020）、出口贸易（李坤望等，2015）等产生了深远影响。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可见，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数字化转型的浪潮，通过信息技术对组织结构、业务模式等进行升级改造。在数字化背景下，准确理解数字化的经济后果、努力发掘数字化对市场变革的关键影响、深入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不仅有助于为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还可能为未来的变革提供思路与方向，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逐渐实现深度融合，与此同时，数字化的经济效应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聚焦数字化的微观经济后果方面，已有研究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王永进等，2017）、企业创新（黄群慧等，2019）、企业组织结构（刘政等，2020）等的影响。不同于以往文献，本文试图从企业专业化（本文均指纵向专业化）分工角度考察数字化对产业链上各个企业节点之间协作关系的影响。 企业专业化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776）。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强调，要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推动分工深化，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企业分工是经济学领域非常重要的学术话题。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市场与企业是开展交易的两种治理结构，企业专业化分工程度取决于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管控成本之间的权衡（Coase，1937；Williamson，1985）。沿着这一理论逻辑，后续学者考察了资产专用性（Acemoglu et al.，2010）、不确定性（Fan and Lang，2000）、制度环境（Fan et al.，2017）等因素对企业分工的影响，并已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数字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一方面，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可以帮助企业降低内部管控成本，实现组织的高效管理与运转（Malone et al.，1987），进而促进企业纵向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化的发展也使得企业信息获取更加便捷，降低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协调成本，从而降低了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企业专业化发展（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可见，已有文献对数字化究竟是促进企业专业化还是一体化发展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并且，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囿于微观企业层面数字化指标的度量困难，系统性考察数字化与企业分工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 鉴于此，本文借助数字经济相关的国家政策语义表述，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数字化词典，并利用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法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反映中国上市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指标，然后检验了微观企业数字化程度对企业分工的影响及其机理。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果在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制造业以及竞争性行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数字化通过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表明数字化能够通过影响企业边界进而对企业经济效率产生积极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①理论层面，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化影响机制与经济后果的研究框架，系统剖析了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边界的影响机理及后果。企业是市场的微观主体，是一切经济关系的载体，同时也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微观承载者。因此，本文从企业边界这一视角，全方位、多维度地考察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对于揭示数字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释放数字红利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②方法层面，创新性地利用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法构建更为全面反映中国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指标，是对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水平度量的有效完善，为后续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其经济效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③实践层面，基于微观视角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是对构建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相关政策效果的有力揭示。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厘清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机制与经济后果，有利于总结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进程与成功经验，加快对传统动能的提升改造与新兴动能的培育发展。此外，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分工的影响，有利于揭示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动能对于推动分工深化、建立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意义，并准确把握传统动能与新兴动能在新发展格局构建过程中的定位，为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市场与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替代性方式，前者通过价格机制驱使要素流动来实现资源配置，后者则通过内部权威关系进行资源配置。当来自市场的外部交易成本过高时，企业倾向于将交易置于企业内部进行，即发展纵向一体化，以规避外部交易成本。但一体化也同时面临不容小觑的内部管控成本①，当内部管控成本高于外部交易成本时，企业倾向于将交易置于市场中开展，即发展专业化。可见，企业边界最终取决于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管控成本的权衡（Coase，1937；Williamson，1985），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同时引发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管控成本的变动，进而影响企业边界的扩张与收缩。因此，本文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外部交易成本、内部管控成本与企业边界之间的关系建立数理模型进行简要分析②，并提出待检验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