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吗？

       一、引言

       在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以及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的新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绩效研究越来越成为被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王宇等，2020；Ravichandran and Liu，2011)。数字化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不少企业对是否进行数字化投入产生了困惑，已经投入的一些企业由于“阵痛期”对继续投入产生了疑问，甚至部分企业因数字化转型陷入“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的两难困境。调研发现，实际上存在企业因转型能力弱出现“不会转”、因转型成本高出现“不愿转”、因转型“阵痛期”长出现“不敢转”等现象(国家信息中心，2020)。企业内部的数字化变革已然成为一只诸多谜题待解的“黑匣子”，让近年来一些学者为之着迷。但显而易见的是，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抢跑过程中尝到了数字化红利(刘淑春，2019)，数字化转型的氛围日益浓厚，让大量企业对此产生了兴趣。因此，企业内部微观层面管理数字化变革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实质是从“工业化管理模式”向“数字化管理模式”的变革，通过将数字技术引入现有企业管理架构，推动信息结构、管理方式、运营机制、生产过程等相较于工业化体系发生系统性重塑，客观上要求企业打破传统工业化管理情形下的路径依赖(黄群慧等，2019；肖静华，2020)，改变原有的企业管理思维逻辑(陈剑等，2020)，驱使企业生产管理趋向智能化、企业营销管理趋向精准化、企业资源管理趋向高效化，从而带来企业管理范式乃至管理制度的颠覆式创新(Frynas et al.，2018；Einav and Levin，2014)。因此，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是企业在数字化环境和浪潮之下亟待关注的重要理论前沿问题(陈冬梅等，2020；Agrawal et al.，2018)。

       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不仅对现有企业管理范式提出了新命题，也推动了企业治理结构、内部管控、运营机制发生根本性变革(戚聿东、肖旭，2020)。那么首先需要思考的是，数字化管理对企业投入产出效率真的有影响吗？Bakhshi等(2014)选择了英国500家企业作为样本，对他们的数字化产出效率进行分析发现，将用户数据纳入企业管理的企业生产率比没有纳入的企业平均高8％～13％，Mikalef和Pateli(2017)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也有一些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数字技术与企业绩效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Hajli等(2015)的研究发现，只有部分企业从数字化转型中获得绩效。囿于企业管理能力滞后于数字化技术变化，数字技术与企业原有资源和业务流难以融合，导致企业推行数字化后的绩效增长并不显著(戚聿东、蔡呈伟，2020)。埃森哲《2020年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同样支持了这一结论，发现数字化转型带来绩效提升的企业数量占比仅从2018年的7％提升到当前的11％。这或许是继“索洛悖论”或“IT生产率悖论”之后的“数字化转型悖论”，如何帮助企业掌握“阵痛期”规律并加以利用或已成为解决这一悖论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从企业看，推进数字化管理和变革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和沉淀成本，如何根据所属行业属性、规模体量、技术优势等特征选择科学的数字化变革路径，制定合理的投资计划，是企业推进数字化管理必须考量的现实问题。目前看，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简称ERP)、企业生产制造执行系统/集散控制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简称MES/DCS)、企业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简称PLM)①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投资项目，通过订单管理、采购管理、库存管理、供应商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资源的数字化配置，支撑和服务资金链、供应链、要素链、业务链的精准化匹配，成为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的探索路径。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的投资会随着市场和企业自身特征进行调整，以ERP数字化项目为例，图1描述了ERP项目企业投资规模、投资时间和企业数量的直方图。可以看出，2006～2010年，大量企业选择较大规模的ERP投资，之后随着企业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完善，ERP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逐步降低，企业随之降低投资规模，尽管2011～2015年受数字经济改革的政策影响，ERP项目的投资规模有所增加，但之后投资规模持续降低。也就是说，企业数字化转型投资项目具有上述动态波动特点，推行数字化管理的“阵痛期”特征得以初步体现，但当多数企业走过推行数字化管理动态波动的“阵痛期”，投入产出效率提升带来的先发优势得到显著提升。针对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投资项目，企业的投资决策会随着环境变化、企业规模、所处行业和所有制结构等因素产生较为显著的差异。

      

       图1 企业ERP项目投资年度动态变化

       注：纵轴代表企业数量，横轴代表企业投资规模。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针对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社会和产业层面，而微观层面针对企业管理数字化、数字转型投资项目带来的企业层面的投入产出效率和效益等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同时，令人感兴趣的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企业管理数字化，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深层次动因，以及企业应如何规避数字化投入特征带来的“阵痛期”，从而提升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学术界的相关代表性文献。王开科等(2020)从宏观经济层面讨论了我国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发展程度，表明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同时认为数字技术通用性的提升是改善生产效率的关键；王春云和王亚菲(2019)从全社会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角度，将资本服务理论引入资本回报率测算方法中，量化数字化资本在全社会及行业资本回报率中的作用；何帆和刘红霞(2019)从经济政策角度，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研究表明，我国数字经济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业绩影响较大，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黄群慧等(2019)重点关注了互联网发展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从城市、行业、企业3个维度表明，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了城市整体和制造业整体生产率，且对制造业整体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其对城市整体生产率的影响。这些文献从宏观层面(含社会发展、经济政策，以及产业/行业整体生产率等不同视角)对数字经济和企业数字化变革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卓有价值的探索，为本文拓展针对企业内部微观管理层面的数字化变革研究提供了思路上的有益探索和启发。然而，企业内部管理的数字化变革仍然是只“黑匣子”，企业管理的数字化投资主要包括哪些？其是否能带来投入产出率的提升？如果是，那么这种影响究竟通过怎样的内在机制或哪些关键要素进行传导？企业应如何利用这种数字化项目投入和效率之间的特征关系走过推行数字化管理动态波动的“阵痛期”，从而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化管理的先发优势？或许由于目前官方统计几乎没有针对企业内部数字化的细分统计指标及数据，抑或针对企业的管理数字化进行详细的问卷调查操作起来存在较大难度，导致目前缺乏这方面的研究。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尝试突破和产生边际贡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