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20)08-0050-18 一、引言 “时代应当让劳动者更有尊严”，职业污名的客观存在却对此构成了威胁。职业因具有一些令人“丢脸”的特性而被公众贬低、排斥的总体程度即为职业污名(occupational stigma)，其对从业者自我认知的贬损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Kamise，2013；Ashforth和Kreiner，2014；Bosmans等，2016；Schaubroeck等，2018)。实践表明，大多被污名化职业的从业者，如清洁工、狱警、家政人员等，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坚实力量，深入探讨职业污名对从业者自我评价的影响机制及应对策略，不仅有助于从业者自我认知的提升，亦能为相关企业改善管理水平提供思路，意义深远。 Hughes(1951)将那些因具有污点特征而被污名化的职业界定为“肮脏”工作(dirty work)，即由于工作任务本身在身体、社交或道德层面具有污点特征而被外界所厌恶或贬低的职业(Hughes，1951；Ashforth和Kreiner，1999)。其中，身体层面的污点特征指工作环境差、危险(如矿工)，以及处理“脏”的或令人忌讳的事物(如入殓师)；社交层面的污点特征体现为在具体工作中需要和“脏”的人打交道(如狱警)，或者在工作中处于服务仆从地位(如家政人员)；道德层面的污点特征则指工作本身或工作手段在传统观念中被认为包含不道德的成分(如私人侦探、舞女等)。Hughes(1951，1962)研究肮脏工作的初衷在于揭示职业会由于本身具有污点特征而被外界排斥，并对从业者的自我观念产生负面影响，其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已有文献对职业污名影响机理的逻辑推演大多以职业污名对从业者自我评价的影响为前提而展开(Shantz和Booth，2014；Schaubroeck等，2018)。Lai等(2013)认为，职业的污点特征之所以会导致从业者的职业不认同，是因为个体为了维护自我认知而选择与使自我受到贬损的职业群体划清界限，认为尽管“我”从事这个职业，但是“他”(职业)是“他”，“我”是“我”，而且“我”并不是很同意“他”的一些“做法”，因此“他”不好并不意味着“我”也差。然而，这一推理过程中支撑命题的验证却被研究者忽略了：职业污名会负向影响从业者的自我认知吗？Ashforth和Kreiner(1999)发现，来自实践的证据并不能说明肮脏工作从业者的自我认知一定会受到职业污名的负面影响，原因是从业者会从认知层面采取应对策略。Ashforth等(2006，2007)通过一系列研究探讨了从业者可能采取的职业污名应对策略，但没有进一步验证应对策略的作用效果。在Ashforth等研究的基础上，Bosmans等(2016)将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归纳为适应型和适应不良型两种类型，他们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发现，大多数家政人员可能同时采用不同类型的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此时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无法清晰界定不同类型应对策略的作用效果，职业污名对从业者自我认知的负面影响是否存在亦未能被验证。综上可见，已有研究中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职业污名会负向影响从业者的自我评价，从业者所采取的职业污名应对策略的效果亦尚不明确。 鉴于此，首先，本文拟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探讨并检验职业污名影响机理中的这一支撑性命题：职业污名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员工的自我评价？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的自我评价受到其社会身份的影响(Tajfel和Turner，1986)，职业是个体重要的社会身份之一，外界对个体所从事职业的贬损和排斥会负向影响个体经由职业构建的社会身份，自我评价也可能因此受损。其次，本文拟探讨主动和回避两种类型的应对策略在职业污名对员工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指从业者采取的反驳、否认或力图改变施污者观点的应对策略；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指从业者采取的接受、认同和内化职业污名的应对策略。污名情境下的压力—应对模型显示，衡量社会污名对个体产生的影响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对污名威胁程度的评价，二是对污名应对能力的评价，当前者高而后者低时，污名的负面影响最大(Miller，2006)。职业污名感高低反映了从业者对职业污名威胁程度的认知，而职业污名应对策略选择代表了从业者的污名应对能力。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是对职业污名的否认和反驳，意味着从业者具有较高的污名应对能力，能缓解职业污名对自我评价的影响；反之，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则是对职业污名的内化和认同，表明从业者污名应对能力较差，可能强化职业污名对从业者自我评价的作用。再次，为了全面理解职业污名对从业者自我评价的影响后果及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是否有效，本文拟将任务绩效纳入研究模型，探究职业污名是否以及如何通过影响员工的核心自我评价而作用于其工作行为。 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探讨并验证了职业污名感对员工自我评价存在的负面影响，回应了Hughes(1951)关于肮脏工作从业者的自我认知会由于职业的污点特征而受到贬损的推论，夯实了职业污名进一步研究的逻辑基础。第二，首次剖析并借助来自实践的数据关系验证了不同类型的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是否以及如何能有效缓解职业污名对从业者的负面影响，从压力应对视角拓展了职业污名影响机理研究。对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作用效果的探讨解释并验证了Ashforth和Kreiner(1999)基于来自实践的经验提出的观点：由于从业者会主动采取应对策略，职业污名并不一定负向影响他们的自尊；对主动型和回避型两类应对策略作用效果的分析及对比则验证了Bosmans等(2016)提出却未能证明的推论：不同污名应对策略的作用方向可能并不一致。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研究结果有助于从业者发现自己固有的职业污名应对能力，并选择有效的策略来维护自我认知，减少任务绩效受到的损害。特别地，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样本来源煤矿工人更为适用。煤矿工人职业任务危险性高、工作环境差，是典型的具有身体层面污点特征的职业，职业污名化程度较高。与此同时，煤矿工人是社会发展重要的建设者和辛勤的劳动者，从认知层面帮助他们应对职业污名的负面影响十分必要。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维护煤矿工人尊严以及对于煤矿企业开展更加有效的培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