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538/j.cnki.fem.2017.01.006 一、引言 在传统公司治理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以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为基础，试图分析解决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代理问题。不论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计算，还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动因推理，这些研究仅仅考虑了个人特性，却忽略了行为人所嵌入的更广泛的社会互动背景。在现实社会系统中，行动者的决策行为嵌入在整体社会网络之中，组织和个体的社会关系特征对其决策选择有着重要影响(Granovetter，1985)，即“理性人”也具有“社会人”的一面。因此，学术界开始寻求其他视角来解决传统理论的“低度社会化”问题，而关注行为人关系结构的社会网络分析，则为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通过对不同形态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外学者在关系嵌入(Uzzi，1997)、战略网络(Gulati等，2000)、政治联结(Fan等，2007)、组织创新(林润辉等，2013)、董事网络(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Larcker等，2013)、投资者网络(Pareek，2012；Ozsoylev等，2014)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大的研究进展。 陈仕华和李维安(2011)就公司治理研究提出社会嵌入性观点，肯定了社会网络的多种嵌入机制(认知、关系、结构等)对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尤其在中国的转轨经济和文化环境下，社会网络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诸多治理乱象背后的理论原因。如何结合中国“关系型社会”的制度背景进行社会网络的治理研究，就是一个具有中国制度特色的议题。国内已对政治联结、老乡关系等个体层面的社会关系加以关注，但从整体网络视角进行的公司治理研究尚不丰富，也缺少一定的基础性研究来对社会网络类型做出更清晰的界定。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论述了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三种社会网络类型，再运用CiteSpace对检索到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通过对中外研究成果的比较和研究热点的挖掘，总结了公司治理中社会网络研究的现有进展，以及思路、方法、内容方面的变化趋势。本文的意义在于，以科学计量的方法对领域内现有文献进行分析，梳理研究脉络，并帮助国内学者了解国际前沿方向和国内薄弱环节，期望为今后中国背景下的公司治理与社会网络研究做出可能的贡献。 二、社会网络的构建动因、联结与划分 公司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多种社会网络类型，治理主客体基于各自的社会关系构成了若干交叉的网络，而网络中信息的扩散与传递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治理行为和治理后果(Jackson和Rogers，2007)。作为研究基础，我们需要首先分析社会网络的构建动因，并界定主要的网络类型。 (一)社会网络的构建动因 1.外部制度背景动因 正式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是行动者构建社会网络的最主要外部动因，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则补充了正式法律制度的缺失之处，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效率。McMillan和Woodruff(1999)指出，企业关系网络以及一系列非正式契约关系有力地促进了市场的交易行为。尤其对于法律体系不完善的新兴市场，关系型交易契约通过合作、信任、声誉等机制对正式契约起到了替代和互补的支持作用(Rajan和Zingales，1998)。 作为新兴经济体，当下中国最基本的制度环境是转轨经济下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李增泉和孙铮，2009)，诸多企业借助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这一非正式制度来为企业谋求更多的发展资源。因此针对公司治理行为的研究需要关注特定的制度因素，Xin和Pearce(1996)发现，中国企业通过“guanxi”(人际关系、政治联系等)的建立来补充法律等正式制度的不足。此外，在国内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文化环境中更强调人际间的信任，基于长期合作经验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减少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风险，同时增加了关系网络的稳定性与未来的合作可能。这一互惠路径也符合制度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机制(Williamson，1985)。陈运森(2015)就指出，公司的社会网络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与投资效率。因此，出于对外部制度环境和儒家文化背景的考量，构建长期、稳定、互惠的社会网络是公司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 2.内部资源依赖动因 资源依赖理论则从内部解释了行动者构建社会网络的动因，组织与个人均能通过网络获得嵌入在其中的信息、知识、声誉等社会资本(Lin，2002；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构建特定的企业间关系、政企关系都能为企业发展带来优势，而那些未成功构建网络的组织则面临“低相联负债”的问题(Powell等，1996)。信息时代下组织面临的环境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信息与知识取代传统物质资源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性资源(李维安等，2014)。因此，对信息资源的需求和依赖也驱使公司努力成为网络核心位置，力求掌握更多的物质、信息与权力资源，增加自身竞争与决策优势(孙国强等，2016)。 在网络的微观层面，网络个体对关系资源的依赖也影响着组织网络的形成。CEO与董事之间、高管与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均存在着诸多社会关系(Westphal和Stern，2006，2007)，这种嵌入社会结构中的高管个人关系网络会直接作用于公司的治理行为与经济后果。针对董事网络的研究发现，独立董事能够通过网络位置获得信息、知识与声誉收益，提振自身在董事市场上的价值(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张敏等(2015)也指出，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个人社会网络有助于提高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