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联盟合作与企业间网络的日益盛行，驱使网络管理成为企业抢占市场机遇、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近年来，大量研究聚焦于此，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企业网络管理策略及其效能机制[1][2][3]。其中，企业间网络管理的关系视角强调持续性、嵌入性网络关系在协调网络资源、管理网络活动中的作用，企业之间通过信任、承诺、依赖等方式相互联结，关系规范和市场信誉进而成为约束伙伴企业行为的主要手段[4]。与之相对应的契约理论视角则质疑非正式关系的约束效果，认为私利会成为企业打破关系平衡的诱因，企业只有通过缔结正式契约，才能够有效管理其伙伴企业[5]。而从网络知识管理与分享的角度看，协调与沟通作为即时互动机制，能够促进企业间知识共享与利益整合，进而培植合理有序的网络关系[6]。网络管理的伙伴选择视角则认为，伙伴企业的管理不应该是一个单纯的事后行为，需将网络管理的内容嵌入到前期的伙伴选择中[7][8]。这些研究视角往往基于不同的立场，也形成了各自独立的逻辑体系，但却共享同一个隐含假设，即企业间网络是基于资源交换或能力互补而催生的平等合作机制。 然而，在产品内分工日益细化、企业间协作动机愈加多元化的背景下，企业间网络中的平等关系开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非对称性的关系结构及其催生的企业间网络权力[9]。其一，企业间资源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开始成为跨企业边界合作的常态；其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通过抢占网络中心位置来赢得结构性优势和利益分配权；其三，市场竞争已经逐渐演变为企业网络之间的竞争，少数大型企业成为中小企业赖以依托的竞争领导者。在非对称性网络关系下，传统的网络管理理论显然难以解释核心企业的网络行为及其管理策略，故对企业管理实践也难以提供有效指导。此类问题的出现，引发了少数学者的关注，并开始将研究视野聚焦于核心企业的网络构建与管理[10][11]。诸如，Dhanaraj和Parkhe在其开创性研究中，将核心企业的网络管理总结为三方面的活动：管理知识流动性、管理创新可获取性、以及管理网络动态性[2]；Paquin和Howard-Grenville基于核心企业能力与行为的演变，分析了非对称性网络管理的动态性[3]；Perrons则通过对Intel的案例分析，展现了核心企业利用网络权力来协助合作伙伴开展技术创新的动态过程[9]。但较为遗憾的是，由于相关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主流文献还未能形成一致而清晰的逻辑分析框架与理论体系。 通过对当前相对较为有限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作为网络的领导者，核心企业需要利用网络权力来管理跨边界的业务活动，其在整个网络中的影响力左右着合作伙伴的利益和企业间网络的价值创造。此时，核心企业具备了引导、控制和协调其他网络成员企业的领导者权威和非正式权力，即企业间领导力[12]。具体而言，企业间领导力是指联盟网络中核心企业对成员企业的影响力，核心企业通过探索联盟发展方向、整合联盟资源与目标、协助解决成员企业困难、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与声望来引导和影响联盟其他伙伴企业，并促进联盟成功。为了更好地探索核心企业利用网络权力培育并管理企业间领导力的内在机制，本文引入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案例企业的历时性分析，重点回答以下问题：核心企业如何通过网络建构来强化自身网络权力?网络权力如何作用于核心企业的网络地位，进而催生企业间领导力? 二、理论基础 从关系交换的理论视角来看，网络伙伴企业之间是基于持久交互作用的资源交换关系，关系双方均拥有彼此需要且有价值的资源[13]。资源的相互依赖会促进企业之间的关系性嵌入[14]，并催生企业在维系彼此之间资源可获取性过程中的信任、承诺以及交互作用(reciprocity)[15][16]，形成企业之间因关系性嵌入所产生的网络内知识沉淀，进而诱发网络外知识溢出效应，呈现出双重网络嵌入，推动网络发展与升级[17]。正是在此理论逻辑下，近年来主流文献从二元层面和网络层面分别对企业间合作关系的运行与协调机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索[18][19][20]。但是，此理论逻辑所蕴含的隐藏假设是，合作企业之间的资源交换与业务交互作用是在一种对称性网络关系下展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故使得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存在着进一步完善与深化的空间。 最近几年内，少数学者开始打破以往理论建构中所依托的对称性网络假设，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合作中，试图探究非对称网络关系下企业间知识管理与整合。总体分析，这类研究大体遵循两条路径：其一，基于小企业的立场，探讨小企业如何在合作中避免大企业的知识侵犯、维护自身利益、开展知识探索[21][22][10]；其二，基于大企业和整个网络关系的立场，分析大企业如何更好地管理网络价值创造并带动小企业的发展[23][2][3]。 由于市场地位或能力不足，小企业在与大企业合作中往往具有先天的劣势。大企业所具备的强势技术学习能力和资本优势对小企业的技术知识形成了威胁，Katila等将此形象地描述为“陪鲨鱼游泳”[21]。然而，这种威胁还取决于“鲨鱼”本身：其一，“鲨鱼”是否具备了侵占知识的能力；其二，“鲨鱼”是否有知识侵占的动机[10]。实际上，大企业知识侵占的能力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具备的网络权力及其运用方式[9]。大企业可以选择基于强势网络位势转嫁内部成本，例如供销关系中的附加报价(add-on pricing)[11]，也可以利用自身的网络能力和地位来更好地协调和管理跨边界的价值共创。在以大企业为核心的非对称性网络内，成员企业的角色完全不同于对称性网络，企业之间的依赖也由对等性转变为非对等性[4]。大企业的市场地位和技术主导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形成强势的网络权力，进而提升小企业的单边依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