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于研究严谨性与有用性的关系正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设计科学研究(Design Science Research)因势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尤其是在有意摒弃“美国中心式”主流研究范式的国家，为消除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隔阂、增强管理研究的有用性，立足于本土实践的情境化研究和以提供解决方案为导向、寻求“致用知识”的应用科学研究正呈现超越实证主义范式的态势(刘杰，2009；凌峰，刘建一，2011；吕力，2011)。有关两种知识生产模式(西蒙，2004; Van Aken,2005)的讨论与比较显示，注重“是什么”和有什么“前因”变量发挥作用的描述性与解释性研究，需要同侧重“可以是什么”和有什么“功效”的探索性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以确保管理研究既具科学严谨性又有实践相关性(高良谋，高静美，2011)。 对急需在管理提升中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大中型企业来说，其管理系统构成要素之间往往存在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Milgrom,Roberts,1990; Siggelkow,2002)。这种要素间固有的强联系使得管理提升方案设计必须遵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原则(百问编写组，2013)，在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互促进中收到以点带面的效果(陈佳贵，2011)。围绕管理系统变革的设计科学研究，就是有助于达成这一效果的新型知识生产方式。 本文利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近年出台的管理提升指导文件，同时结合一家典型中央企业(PZ集团)转型升级实践，对管理系统整体变革方案进行设计科学导向的研究，以期帮助组织变革主体在把握管理要素纵横两向的关系规律中形成合理的管理变革方案，并推动管理系统复杂性研究的深化及组织制度理论与网络结构理论的结合发展。 一、研究框架及方法 1.分析层次与研究框架 依照制度理论对“组织域”(DiMaggio,Powell,1983)的定义，作为拥有某些共同或相似特征的一类组织，中央企业是“央企”这一组织域内的机构。本文以“中央企业组织域”或“组织域”(用g表示)指代中央企业这一制度体系的所有组织，并将域内某具体的中央企业称为“域内特定组织”(用p表示)。两者既是本文跨层分析的对象，也是管理提升方案适用的客体范围。 依照制度理论，同一组织域内运行的组织，即使没有业务上的直接联系，也会因为在类似环境下运行，受所处组织域内共同的规制、规范与文化认知因素的影响而无形地联结在一起。如果制度的影响大。不同企业的管理方法就会相同或者相似，各企业就趋向于朝着同一方向发展(刘忠明，2009)。依照“制度同构说”，组织域内具体组织在该域制度力量的影响下会在管理系统结构特征及管理要素水平上呈现相似性、同构性。而与制度理论将组织及其参与者视为制度力量影响的“被动接受者”相反，资源依附理论在解释组织间关系构建或演化中持“主体性”立场，认为成功的组织要设法保持依赖性与自主性的平衡。本文持这两种理论观点并非互斥的立场，赞同要将两者结合起来以便为面对制度压力的组织提供更大范围的对策选择(Oliver,1991)。鉴于现有资源依附理论关注重点是竞争性与合作性，而不是系统性，我们在承袭资源依赖关系分析视角时将关联对象由组织体替换为同样存在相互间资源(能力)相依性的管理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要素关联说”，主张并证明通过构建或改变要素间关系来引导和优化资源的流动，能使互依的管理要素之间相互借势，从而对管理要素水平提升起促进作用。这两个视角的对比与结合，将产生一个跨层因果关系模型(文中以N表示要素关联形成的网络结构特征，以Y表示要素水平)。 以西蒙(2004)为代表的设计科学(Science of Design)研究者主张，商学应该与工程科学、医学类似，对事物“应当是怎样的”进行设计，在探寻“通用问题解”过程中进行符合应用科学逻辑的“应然式”研究。依照“循证”(Evidence－Based)逻辑。以解释并验证“特定的干预为什么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为使命的设计科学研究，一方面需要基于学理上对系统运行“技术规则”的把握，另一方面还要在“现场测试”中获得有效性的证据(Van Aken,2005; Van Aken,Rommes,2012)。而“示例中学习”(Learning－from－Examples)既是演化过程中不断完善方案设计的一种“干中学”方式，也是对方案有效性进行现场测试的重要步骤。基于探寻规律与现场测试相结合的设计科学研究思路，本文选择中央企业组织域内的PZ集团为典型示例，对管理提升方案二次设计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在设计科学导向的应用研究框架下，本文从前因变量度量、因果关系分析和变革方案设计三个步骤进行解释性和规范性结合的研究(如图1所示)。 2.研究方法 在解释性研究中本文应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定性比较分析法。前者用于度量组织域和域内特定企业两个层面的管理系统网络结构特征及识别管理要素结构位置，后者用于对这两个层次管理要素水平高低进行独立或联合的因果关系解释。
图1 本文研究过程与逻辑框架 目前，社会学领域延伸至非人际关系网络研究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Social Network Analysis)，为深入剖析管理系统各要素间联结关系提供了操作性分析工具(奇达夫，蔡文彬，2007；刘军，2009)。在企业关键智力资本的研究中，李平和张庆普(2008)通过计算智力资本各要素个体网中心性指标识别出企业智力资本的关键构成要素，初步显示了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非人际间关系特征度量的价值，但该文仅对系统或网络的关键要素做出识别，未对要素间关系的复杂性做出系统性辨识。本文将网络分析方法应用于管理系统，不仅度量各要素的个体中心网特征，还从整体网视角研究整个管理系统的网络结构特征，以此为基础分析其对管理水平的影响效应。 为探究网络结构特征与要素水平之间的因果联系，本文采用国际上正兴起的定性比较分析(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方法。这一方法由政治学家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首创，它基于集合论和整体论的原理对多个条件组合而成的前因与结果间关系做出因果解释(Ragin,2008；王凤彬等，2014)。近年来随着该方法的发展和成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的重视(Fiss,2011)，国内学者也逐渐注意到此方法不同于统计分析法的独特价值(李健，2012)。一般地，QCA适用于十几个至成百个数量的样本，强调引致结果的各前因条件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联，且不要求对跨层分析中的多层变量做特殊处理(Lacey,Fiss,2009)。鉴于本文涉及的宏观与微观层次管理系统要素均仅13个，要识别引致不同要素水平的网络结构特征组合及组合之间的异同，同时考察组织域的宏观因素对特定组织的纵向影响，0CA是非常适用的分析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