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比较管理学曾一度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且得到快速发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时至今日，比较管理研究已经走过5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高速发展阶段，每一阶段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特点，并共同构成了比较管理学独特的发展轨迹。 第一阶段：构建理论分析框架(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Harbison & Meyers(1959)的《工业世界的管理：国际分析》正式拉开比较管理分析的序幕。Farmer & Richman开创性地提出了第一个比较管理理论框架，即“法默-里奇曼模式”。[1]Scholl Hammer通过回顾已有比较管理研究的理论取向，归纳出社会-经济研究法、生态学研究法、行为研究法和折中-经验研究法四大学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综合的比较管理理论分析框架。[2]Ajiferuke & Boddewyn分析了文化与其他解释变量在比较管理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此正式将文化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引入到比较管理研究中。[3][4]Negandhi等相继对比较管理研究的理论框架进行深入探讨，由此掀起了比较管理研究的一个高潮。[5][6]美国纽约大学举办的首届比较管理学学术研讨会被认为是比较管理学形成的重要标志。[7]这一时期的比较管理研究明显地呈现出注重建立概念体系、分析框架、探讨管理是否具有可移植性等特点。 第二阶段：比较、融合美日管理模式(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掀起了探究日本管理方式成功秘诀的浪潮，而且还掀起了美日比较管理研究热潮，出现了“管理新潮流的四重奏”——《日本的管理艺术》、《Z理论》、《寻求优势》和《企业文化》。[8]这一阶段有一个突出成果(或共识)，即优秀的企业文化(特别是企业核心价值观)是企业成功的决定性要素。在这些著作中，研究者多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比较不同国家间企业管理的异同，更具有实证性特点。 第三阶段：引入制度分析方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在比较管理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Calori(1997)等遵循权变的逻辑思路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构造了一个造成英、法两国管理方式差异的影响因素模型。Arndt(1991)、Iye(1997)利用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跨国公司的营销管理战略在不同国家的适应性问题。这一时期的代表著作是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它将比较管理研究引向深入。[9]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从制度分析着手，通过提取关键制度因素，说明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更进一步强化了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尽管比较管理研究在近40年的时间里被广大研究者关注，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8年，却逐渐归于沉寂，经典著作和学术论文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在我国，比较管理学规范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比较管理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追根溯源，我国学者在引入比较管理学以来，一直对比较管理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属性和学科体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缺乏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同时，国外的研究和教科书也忽视了对这些基础问题的探讨，或者讨论不够。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剧和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跨文化管理研究的日益繁荣，诸多比较管理研究者转向跨文化管理研究，甚至还出现过一些将跨文化管理与比较管理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如果不尽早地认清这些基础问题，就很难系统地开展比较管理研究。 基于此，从2009年开始，高闯等学者发起并分别以“全球经济危机形势下的企业发展”、“比较管理研究：范式、方法及其应用”、“比较管理的演化理论、方法及案例分析”、“情景化、本土化理论与比较管理研究”和“中国管理实践与比较管理理论创新”为主题在南昌、南京、北京、济南和香港成功地举办了五届全国比较管理研讨会。这对活跃比较管理研究气氛，建立比较管理研究范式，推动比较管理研究及本土管理理论发展，完善比较管理学科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一、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综合现有文献，可以将比较管理研究对象的认识与诠释分为以下四类观点： 一是重合说。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一致，都是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原理、方法与实务。不同的是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比较管理学采用了比较分析方法。 二是管理现象说。比较管理学主要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管理现象”的异同点、模式及其效果，并且研究这些管理现象与文化地域环境因素的关系。[10] 三是管理思想与实践说。这种观点认为，比较管理学是用比较的方法对本域的管理思想和实践与异域的管理思想和实践的比较研究，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不同情境中的主体加以对比考察。[11] 四是管理方式说。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类组织的管理方式。这里的管理方式是指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和组织内部条件下，组织管理部门和人员履行管理职能的方式，也可以理解为管理系统的运行方式，包括执行管理职能的观念、价值标准、方法、分析技术等内容。[12] 重合说实质上是简单地把“比较分析”嵌入到管理理论层面上，混淆了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区别。管理现象说、管理思想与实践说、管理方式说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法默-里奇曼模式”、“尼根西-埃斯塔芬模式”和“孔茨模式”的影响，使研究者仅仅看到了管理系统表层现象化的要素，而忽视了深藏其中的管理机理。比较管理学比较不同情境中管理实践层面的活动，但不等于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就是管理实践。通常，在科学研究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质量特征值或“典型化事实”才能成为具有规律性的元素，才具有研究意义。以上认识中提及的“活动”、“现象”、“实践”、“方式”的总量中包含着许多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零散的、碎片式的元素，不具有研究意义。假定这些范畴具有研究意义，也只是研究工作的入手之处，因为停留在这些范畴上的认知只能是表面化或表层化的，较难进入事物的本质。比较而言，支配管理行为和方式的管理机制或管理机理更接近“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质量特征值”范畴，似应成为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