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管理学研究新热点职场灵性研究前沿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志鹏,安徽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32;和萍,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张志鹏(1973-),男,安徽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经济学博士(安徽 马鞍山 243032);和萍(1972-),女,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外国经济与管理

内容提要:

灵性问题特别是职场灵性问题,是近十多年来备受欧美国家管理学界关注的一个研究新热点。职场灵性研究通常涉及员工的幸福感水平以及生活质量、工作目的和意义、关联感和团体意识等内容。本文在梳理现有灵性研究特别是职场灵性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灵性与宗教概念的异同,介绍了职场灵性研究中出现的企业伦理、组织变革、领导力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多个研究进路,以及现有职场灵性度量及其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实证结论,最后对职场灵性理论研究的发展空间及其在我国应用的可能性等问题进行了简要探讨。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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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方悄然兴起的职场灵性运动

      有关工作灵性和宗教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艾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乔治·米德(George Mead)以及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维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Biberman和Altman,2004)。然而,职场灵性①问题重新引起管理学界和企业界的关注却是近些年的事。跟踪这一领域的发展进路与最新动态,有助于把握管理学研究热点正在悄然发生的重大变化。

      Quatro(2002)曾以马斯洛五个需要层次为隐喻,刻画了组织和管理学研究的演进过程。在泰勒的科学管理时期(20世纪初至20年代),组织和管理学研究集中关注组织效率优化的问题,那时的工作主要能够满足工人低层次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在人际关系运动时期(30年代至40年代),人类情感最终被视为生产力方程式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和麦格雷戈Y理论盛行时期(50年代至60年代),组织和管理学研究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通过分析员工的社会和心理动机来理解和激励员工,因此,这一时期的组织和管理学研究主要关注如何满足员工的社会归属感和自尊等中层需要。在70年代至80年代,以克瑞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和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这两位学者为代表的组织和管理学研究更加注重内在自我问题,提倡专业学习和学习型组织建设。在史蒂芬·柯维(Stephen R.Covey)和彼得·圣吉(Peter Senge)时期(90年代),组织和管理学研究主要探讨如何通过沉思等灵性实践来实现自我超越等问题,因而开始关注员工的自我实现这种最高层次的需要。

      事实上,灵性问题研究在西方已经悄然掀起新的热潮。在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组织科学、管理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所谓的“灵性运动转向”(Fahri,2010)。Ashmos和Duchon(2000)把这场灵性运动描述为“一次重大转折”,并且指出当组织及其成员不得不从意义、目的和团体意识出发行事时,就已为灵性研究留出了空间。Howard(2002)指出:“灵性研究作为管理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对它的兴趣的持续高涨也许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管理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个最显著趋势。”总体来看,这一转变是复杂、多方面的,如从可预测前瞻向混沌的转变,从指挥控制或基于威慑的管理方法向基于信任和授权的管理方法的转变,从简单向复杂的转变,从交易型领导向变革型领导的转变,从简单、封闭系统向复杂适应性系统的转变,而且还包括从关注经济、利润向关注生活质量、灵性和社会责任的转变,从以自我为中心向相互关联的转变,从物质主义取向向灵性取向的转变。不难发现,与这些转变相适应,组织及其管理者开始尝试用新的方法去帮助员工实现工作—家庭平衡,试图通过丰富员工的精神生活、充实他们的心灵并帮助他们实现灵性成长来获得经济利益。

      从“Academic Universe”和“Lexis Nexis,Business Section”搜索的结果显示,“spirituality”一词于1990年首次出现在管理学论文的标题中(Dent等,2005)。不过,美国《商业周刊》和《财富》等大众商业性杂志早就开始讨论职场和企业员工的灵性/宗教问题(Michelle,1999; Gunther,2001)。Neal和Biberman(2003)研究发现:从1992年开始,职场灵性(spirituality in the workplace)研究发展迅速。1991年,美国管理学会设立了管理、灵性和宗教兴趣小组。同时,有关职场灵性的内容也开始出现在组织行为学教材中(Robbins,2003),并日渐成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主流商学课程的必修课。2004年《Journal of Management,Spirituality and Religion》的创刊更是标志着职场灵性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西方特别是北美企业对职场灵性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许多大公司(如英特尔、可口可乐、波音、西尔斯等)纷纷表示已经把职场灵性内容整合进自己的战略或文化中。一些企业还采取了多种灵性实践,包括成立圣经、古兰经和摩西五经(torah)研究小组以及自愿祈祷小组,举办“增能午餐会”,创建不同信仰对话小组,创办反思论坛,组织沉思实践,实施服务型领导发展计划等。

      二、灵性内涵辨析及其普适性问题探讨

      概念界定通常是决定一个新研究领域能否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职场灵性研究也不例外。英语中,与“spirituality”(灵性)相关的名词还有“soul”(灵魂)、“transcendence”(超然存在)、“authenticity”(真实)等。灵性的复杂性质导致对于同一概念的描述采用多种不同的词语或名称。

      北美研究者经常交替使用“spirituality”和“religion”。“religion”(宗教)一词来源于拉丁语“religio”一词,意思是人与一些超人力量的联结;而“spirituality”(经常与“spirit”和“soul”混用)一词则来源于拉丁语“spiritus”或“spiritualis”,意思是呼吸、气息、空气或风(《韦氏词典》)。因此,“灵性”就意味着在人活着和呼吸的时候,“灵性”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Garcia-Zamor,2003)。现有的职场灵性文献大多深入探讨了宗教与灵性的关系问题。概括而言,宗教与灵性是两个既联系密切但又有重大区别的概念。宗教通常被认为是外在的,其特征是行为、社会、教义和宗派的,宗教与成员或归属相联系,更多被看作是负面的;灵性通常被认为是内在的,注重个人超越,与能给个体带来人生意义感、目的感、使命感的终极力量有关,因此,灵性更多地被认为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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