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层面的战略性动机与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压力两个视角研究企业慈善行为(如Zhang et al.，2010；徐莉萍等，2011)，鲜有文献从企业慈善行为决策者视角考察决策者特征对慈善行为的可能影响(Martin，2002)。正如Martin(2002)所言，高管是企业慈善行为的实际决策者，那么高管特征势必会影响企业慈善行为(Hambrick & Mason，1984)。有鉴于此，本文考察高管的关系特征——高管在企业之间建立的联结(以下简称“企业间高管联结”)——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企业间高管联结，是指由同时兼任两家或多家企业的高管而在这些企业之间形成的联结关系①。在本文使用的2007年底1549家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中，企业间高管联结共出任3485个职位，占全体高管职位数28253的12.33%，通过这些高管链接的1287家公司，占公司总体的83.09%。企业间高管联结现象如此普遍，令我们不禁去思考如下问题：存在高管联结的企业之间在捐款行为方面是否表现出一致性？外部高管联结(由独立董事形成的高管联结)与内部高管联结(由除独立董事之外其他高管形成的高管联结)，在企业间捐款行为一致性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直接高管联结(一步距离的联结)与间接高管联结(不低于两步距离的联结)在影响公司间捐款行为一致性方面又会怎样？ 本文基于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之后上市公司的捐款数据和2007年底深沪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联结数据，使用QAP相关与回归分析方法，结果发现：相同企业性质(国企或非国企)和相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在捐款行为方面并未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相同地区(注册地，同为四川和重庆地区除外)和存在高管联结的企业之间在捐款行为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一致性，企业间高管联结在捐款一致性方面的影响强度最大。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如下：(1)从企业间高管联结这个关系网络角度研究企业慈善行为，这一新视角是对现有从企业自身和外部制度环境两个视角的研究的有益补充；(2)从实证角度(基于QAP方法)证实了存在高管联结的企业之间在捐款行为方面表现出一致性，并一步发现不同类型的企业间高管联结(内部与外部、直接与间接)在影响企业间捐款行为一致性程度方面存在着差异；(3)有助于社会公众和政府更好地理解企业捐款行为的发生机制，如果相关部门能够对典型企业(如处在企业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给予恰当关注，那么会在筹集救灾资金方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层面的战略性动机与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压力两个视角研究企业慈善行为。企业的任何行为都是围绕着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终极目标而展开的，企业慈善行为也不例外，这也是为何很多文献把关注点放在企业慈善行为的战略性动机(strategic motivations，也称“策略性动机”，主要包括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山立威等(2008)发现公司捐赠行为存在提高声誉以获取广告效应的经济动机；Zhang等(2010)发现企业的广告强度与慈善捐赠的概率和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关系；Hess等(2002)认为企业慈善行为是跨国公司进入国外市场的有效方式；Neiheisel(1994)研究表明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行为与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既可以获得政府奖励也可以减少其他外部公众对公司可能造成的伤害(Godfrey，2005)；Su和He(2010)发现我国私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具有较强的政治动机，这种动机在制度不太完善的省份更为明显。 企业进行慈善行为除了战略性动机的驱动之外，外部制度环境的压力也非常重要(Martin，2002；徐莉萍等，2011)。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没有任何天赋的权利，其生存权和其他权利都需要社会赋予，这就要求企业的活动必须与其所嵌入社会情境的价值观保持一致，以取得合法性地位(Parsons，1960；Campbell et al.，1999)。Martin(2002)指出，以法律法规和社会习俗为基础的结构性行为构成了企业慈善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徐莉萍等(2011)发现媒体关注对企业慈善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媒体实质上承载的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即人们普遍认可的制度、规范和认知)，正是由于这种社会普遍认可价值观的压力，使得那些媒体关注度较高的企业更可能从事慈善捐赠行为。 虽然高管是企业慈善行为的主要决策者和实际执行者，但从高管角度研究企业慈善行为的文献却相对较少(Martin，2002)。这些零星文献主要是基于代理理论，认为公司之所以进行慈善捐赠行为，并非是为了最大化公司或股东价值的战略性动机(Atkinson & Galaskiewicz，1988)，而是为了高管自身利益，以公司损失为代价来提升高管的个人形象和社会声望(Haley，1991；Galaskiewicz，1997)。高阶理论(Hambrick & Mason，1984)已经表明，高管特征(如年龄、教育背景、职业路径等)及其异质性会影响诸多方面的企业行为，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亦不例外。但鉴于现有高阶理论经常忽略高管团队行为的社会关系属性(Shipilov & Danis，2006)，因此本文仅关注高管的一个关系特征——企业间高管联结——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国外相关研究已经表明，企业间高管联结对诸多公司行为产生影响，如毒丸子和金色降落伞(Davis，1991；Davis & Greve，1997)、并购行为(Haunschild，1993)、高管薪酬(Westphal & Zajac，1997)、事业部组织结构(Palmer et al.，1993)、战略选择(Geletkanycz & Hambrick，1997)、政治选举的赞助(Burris，2005)和多元化战略(Chen et al.，2009)等，但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间高管联结对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两个方面影响，还没有关注到其对公司社会责任特别是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企业间高管联结会对企业慈善行为产生影响，其理论依据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