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公正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

——自我决定理论视角

作者简介:
刘玉新,女,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北京 100029;张建卫,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1;黄国华,香港浸会大学管理系,香港。

原文出处: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内容提要:

采用问卷匹配法,通过对三家公司393人先后两次的测查,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考察了组织公正对反生产行为(CWB)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四类公正中,程序公正和领导公正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相对最大,程序公正不仅显著影响生产破坏,而且对人际CWB和总体CWB均具有显著预测作用;领导公正则对生产破坏和总体CWB均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组织公正可通过直接路径和“自我决定感”的中介路径,共同作用于CWB,支持了自我决定理论。尽责性对“领导公正→自主需要”和“信息公正→归属需要”的调节作用显著。情绪稳定性还能调节信息公正与胜任、归属和总体需要间的关系;情绪稳定性对“分配公正→总体需要”的调节作用也显著。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1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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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国际化的背景下,企业不仅面临着外部竞争的压力,而且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员工行为管理问题。其中,反生产行为(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以下简称CWB)管理成为目前组织行为管理所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研究者很早就发现,CWB对组织危害巨大,仅经济损失,每年就高达60亿至2 000亿美元,有30%的企业倒闭是由CWB所导致的[1]。在网络时代,CWB具有自内向外扩散的“涟漪效应”,其消极后果已经到了企业无法忽视和回避的地步。员工在工作场所中的CWB(如撒谎、缺勤、破坏、攻击、偷窃和贪污等)及其管理,已经演变为世界各国企业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组织公正感对CWB的影响

      论及CWB,人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它产生的心理动因及影响因素。纵观已有文献,研究者从个体、工作情境和组织等方面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多角度、多水平的考察,也提出了若干理论来解释CWB的产生机制。然而,由于CWB的高度隐蔽性和敏感性,关于其产生的内在心理机制,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十分匮乏。在影响CWB的组织层面因素中,组织公正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研究领域。从组织公正角度探究CWB的原因及其机制,对当今中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组织行为学中,组织公平是指组织中员工对公平的判断、知觉和感受,即公平的知觉或公平感。从分配公平理论到程序公平理论,再到互动公平理论,组织公正理论及其结构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不断丰富与发展。具体而言,分配公平是指个体对资源配置结果的公平感受;程序公平关注的是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即个体对资源分配决策的手段和程序的公正性感知。Greenberg将互动公平分解为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两个维度,所谓“人际公正”,反映了程序执行过程中的人际对待,尤其是权威或上司对待下属的态度、尊重程度等,而“信息公正”,则主要指给予当事人的信息和提供的解释等的充分性[2]。关于各类公正对组织后果变量的影响,最常见的看法有,分配公平对以个人为参照的结果(Person-Referenced Outcomes)如薪水或绩效评估的满意度影响更大,而程序公正则对以系统为参照的结果预测力更强。代理者—系统模型(Agent-System Model)则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出发,将组织中的社会交换区分为“与直接上司”和“与组织”的两类交换,提出互动公正更能预测与管理者有关的结果,而程序公正则能更好地预测与组织有关的结果[3]。

      关于组织公正感与员工行为的关系。Greenberg等发现[4],组织不公与政策解释、道德教育等因素交互影响着员工偷窃行为。Aquino等发现,与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相比,互动公正则可更好地预测组织和人际越轨行为[5]。Colquitt等对组织公正的元分析也发现[6],人际公正和信息公正是预测员工消极行为反应,如偷窃和组织报复两个最有力的变量,而程序公正和分配公正的预测效力则分别排位第三和第四位。由于公正感和CWB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关于二者间关系的探索目前仅处于初级阶段,整合性研究匮乏,对内部作用机制及CWB动机的考察则更是难以见到。具体到我国,由于中国是一个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不仅倾向于回避不确定情境,尊重权威,服从规定,且具有显著的集体主义取向,倡导“和为贵”,这些文化特点无疑会使与领导有关的互动公正和信息公正的研究十分必要。此外,我国关于组织公正感的实证研究虽有所推进,但仍集中在参照对象体系下的分配公正,对程序公正和互动公正缺乏深入研究。

      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拟对程序公正、分配公正、领导公正和信息公正四种公正对各种不同CWB的作用进行考察,依据代理者—系统模型和已有研究结果,我们特提出如下假设,H1:就单一变量的作用而言,四类公正对各类CWB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当四类公正共同预测CWB时,我们假设,H2a:对人际反生产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是领导公正;H2b:对人际反生产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是信息公正;H2c对财物偷窃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是分配公正;H2d:对工作懈怠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是程序公正;H2e:对工作懈怠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是领导公正;H2f:对生产破坏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是程序公正。

      1.2 自我决定理论与CWB的动力机制

      动机在行为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激活、指向、维持和调整等功能,准确理解员工工作动机对于开发相关干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研究CWB,必须解决其深层动力机制问题。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是由美国心理学家Deci和Ryan等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关于人类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理论[7]。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依据性质的不同,可将动机区分为自主动机(Autonomous Motivation)和受控动机(Controlled Motivation)两大类型。自主动机是指个体出于自己的意愿和自由选择而从事某行为的动机;相反,受控动机是指个体出于内部(如内疚)或外部(如他人要求)压力而从事某行为的动机。自主和受控动机指的是个体行为的动因,是对“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行为”的回答[8]。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动机是自我决定理论的专有概念,拥有独特的内涵,不同于人们日常所说的“自主”或“受控”。自我决定理论中的“自主动机”包括内部调节、整合调节和认同调节三种动机形式,受控动机则包括外部调节和内射调节(Introjected Regulation)两种动机形式。自我决定理论对动机研究的独特贡献还在于,它强调上述不同动机“质”的差异的重要性,认为相对于动机的量而言,不同“质”的动机对结果变量的预测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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