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国有企业改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层面看，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微观层面上，存在一定问题，从而引发了关于国企改制向何处去的争论。本文通过研究国企改制前后绩效的变化，试图得出我国国企改制成效的一些微观层面的证据。我们除了考虑改制对企业经济效益指标的影响外，还考虑了改制的社会影响，同时，我们还将改制带来的经济绩效变化进行分解，进一步发掘所有制变化发生作用的渠道。此外，我们分析了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改制方式的差别，以及改制效果的可持续性。这些问题的答案对评估国有企业改制整体效果、设计最佳改制方案、以及针对未改制企业中的突出问题来设计治理机制都有指导意义。 我国国有企业改制是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和国际私有化浪潮的大环境下进行的。这次国际私有化浪潮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英国开始，进而扩展到100多个国家。尽管全球的私有化进程已有20多年，但私有与公有的争论并没有消失，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国际上对私有化效果的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相关研究可参见Megginson和Netter(2001)以及Djankov和Murrell (2002)的文献综述。我们基于以上两篇文献综述和对最新文献的查阅发现：以往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国有企业内部激励机制改革和放权让利进行的(Groves，etal·，1994；Lau，et al.,2000)，直到最近，关注所有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刘小玄，2000、2004），尤其是所有制变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才开始涌现（刘小玄、李利英，2005；宋立刚、姚洋，2005；李稻葵、武常岐，2005；胡一帆等，2005）。我们认为，学者较少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开始较晚，而研究所有制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二是研究所有制变化前后差别要求使用的面板数据通常较难获取，或因样本过小而不具代表性。本研究用1998至2003年间全国工业企业的大样本面板数据，分析国有企业改制后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就国有企业改制对企业绩效影响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企业拥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生产要素提供者、消费者和政府等方面。对于生产要素提供者（包括提供劳动力、管理才能、资本和其他投入要素的各方）而言，希望其投入的要素从企业中得到较高的回报；对于消费者来说，希望以较低的价格得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对于政府而言，希望从企业获得稳定而充足的税收。国有企业改制必然使其原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导致部分利益相关者获益，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受损。因此，关于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研究需要从整体上考虑改制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以往对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研究主要关注改制后经济效益的变化，而对改制对社会的影响研究不足。本文在指标选取方面，不仅关注改制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而且关注改制对企业社会效益的影响。在经济效益方面，与以往的研究类似，我们发现国有企业改制后经济效益指标普遍改善。 虽然改制通常伴随着经济效益的改善，但是也有学者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质疑国有企业改制的效果。主要的批评来自三方面。第一种观点是：私有化会导致大量裁员和减薪，造成利益从职工向企业的转移(La Porta,et al.,1999)，而裁员和减薪可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Bai,et al.,2000; Bai,et al.,2006)；第二种观点是：国有企业私有化会弱化国家对价格的控制，私有化后企业利润部分可能来源于价格的上升，从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Shapiro and Willig, 1990)；第三种观点是：国有企业以逃税为目的而隐瞒利润的动机比私有企业弱(Cai,etal.,2005)，由此改制可能导致企业在改制后以逃税为目的隐瞒利润的动机增强，从而减少上缴国家的税收。本文分析了国有企业改制对上述三个方面社会效益的影响，发现改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裁员，但改制后企业的职工收入显著上升；改制后企业产品的价格水平略有下降；改制前后企业上缴的税收金额较改制前没有明显变化。 与改制效果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改制企业绩效改善的渠道，即改制企业是通过扩大市场（开源）还是降低成本（节流）来实现效益提高的。易纲和林明(2003)对比国有和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毛利润率和净利润率后发现：由于垄断和政府财政转移支出等因素，国有工业企业的毛利润率要明显好于非国有工业企业，但是，剔除各项费用后，国有工业企业的净利润率则明显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易纲和林明(2003)还表明非国有企业的其他费用（特别是管理费用）率要低于国有企业。为了说明改制企业绩效改善的渠道，我们把企业的营业利润率分解为产品销售利润率（毛利润率）、其他业务利润率、管理费用率和财务费用率四部分，分析各比率的变化对国有企业改制后利润整体变化的贡献，我们发现：改制后企业利润的提高主要来自管理费用率和财务费用率的降低，而产品销售利润率和其他业务利润率提高幅度较小。 国有企业改制后国有控股与否对改制效果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有研究的结果差别很大。例如，Li和Xu(2004)利用全世界电信业私有化的数据研究发现只有全部私有化才会导致资本和劳动分配的优化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Gupta(2005)对印度上市公司的研究则发现部分私有化对企业的利润率、劳动生产率和投资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利用中国数据进行的研究中，宋立刚、姚洋(2005)发现引进私人股份的国有控股企业比纯国有企业的资本利润率高2.69个百分点，而私人控股企业比纯国有企业的资本利润率高1.21-1.5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私人控股企业比国有控股企业表现得更好一些。本文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我们不仅关注改制的经济效果，而且关注改制的社会效果。我们发现，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对改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影响不同，国有控股情况下改制的社会效果较好，而非国有控股情况下改制的经济效果更好。
